“文献学”“史料学”“物质文化”，是三个相互关联但不尽一致的学术概念。若局限在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文献学”主要着眼于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去伪存真、分类编目、流通利用，其技术手段包含版本、目录、校勘等。“史料学”涉及文学及其周边资料的辑佚、补遗、校勘、考订、研究、阐释等，具体操作方式与文献学相近。“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无疑更广泛，几乎囊括所有思考及表达的物质呈现形式。十五年前，我谈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希望兼及“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但真正入手处，依旧还是书籍的物质形态。①唯一相同的是，在以往的文学研究格局中，这三者都属于“偏师”。如今“偏师”要求转正，主动承担更大的历史重任，除了依旧拾遗补缺，还想在某些中心地带标新立异，颠覆成说。 面对此迅速崛起的新锐之师，我没有能力披挂上阵，只能敲敲边鼓，帮着呐喊几声。一方面让先驱者不太寂寞，另一方面也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他们哪里有雷区，需要尽量回避。因此，本文絮絮叨叨，不像专业论文，更接近“白头宫女说玄宗”。 一 “经典化”与“史学化” 我曾不止一次谈及现代中国文学这个学科(兼及近、现、当代)，因历史纵深不够，技术门槛不高，进入21世纪后已荣光不再了。但此学科有个好处，那就是研究者普遍对时势敏感，且善于自我反省。如何“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②，对于很多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本文无意全面论述，只想单刀直入，专谈“经典化”。 1980年，王瑶先生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有这么一段话：“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③将近十年后，樊骏先生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连载八万字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从四个方面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成就，更就史料学所可能展开的方向及方法，还有常见且至关重要的不足和缺陷，做了全面阐述。④此文后经作者仔细修订，改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学科奠基人的学术“随想”，到第二代学者的“总体考察”，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使用与研究，在学界内部逐渐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整个研究往经典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这一点，从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的《“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反对意见，则可举出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⑤。二文相隔十年，且使用概念不太相同(“古典化”与“史学化”之间，仍有不小的缝隙)，但学术立场及趣味的差异，还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没必要上升到新时代的京海之争，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的裂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是眼下通行的做法，也是教育部确立二、三级学科的依据。如此划界，理所当然地催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现代文学出身的，往往偏向于史学；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则更注重批评。应该说，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史学寂寞，需要下苦功夫；批评热闹，更依赖个人才气。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认定关注近十年作家作品的，属“当代文学批评”；谈论十年前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的，可一直上溯到晚清，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史”本就兼及文学与史学，存在、挣扎并发力于二者的夹缝中，故尽可各取所需，自由发挥。只有在承认乃至凸显“文学史”的史学面向，认为其可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民族史、科学史等相提并论时⑥，关于“触摸历史的心情、技艺及媒介”这一话题，方才得以成立。 二 史料学课程的得失 假如将文学史家的主要工作视为“历史研究”，那么，需要各种知识储备与技术训练，其中就包括“史料学”。作为专业研究者，“工具箱”里的东西越多越好，所谓“艺不压身”是也。与文学创作更多倚仗个人才华与激情不同，史学研究讲究沉潜把玩与厚积薄发。 考虑到当下中国，学科基本稳定，研究思路也大致定型，不再只是简单的宣传工具(无论何种立场)，这一学院派及经典化的结果是，越来越看重基本训练与技术含量(得失皆在此，但根源在大时代，个人无法扭转)。因此，我深感有必要为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史料学专题课，帮助其拓宽视野，积累学识，练习使用各种工具，期待有朝一日喷薄而出。去年春季学期，我重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第一次是2016年秋季学期)。现不揣谫陋，抄录各讲题目如下： 第一讲 触摸历史的心情与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