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23)01-0100-15 doi:10.13316/j.cnki.jhem.20230103.002 网络出版时间：2023-01-12 网络出版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230111.1308.001.html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源地，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留学大众化趋势增强[1]13，留学已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既迫在眉睫，又恰逢其时”，将留学教育作为加快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重点，重申出国留学是国家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渠道[2]。出国留学教育日益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留学规模的扩张与留学产业化的发展导致留学环境面临更复杂的风险与挑战，海外留学生人身与财产安全事故数量增加[3]、“野鸡大学”屡禁不绝[4]、留学竞争力下降等现象表明出国留学教育亟待关注。新冠疫情的反复与紧张的国际态势对留学教育造成了叠加影响，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前沿的出国留学教育首当其冲。 事实上，目前留学风险评估与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各主体的重视与警示程度不够。一是留学生及家长对留学目的国教育水平之外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欠缺考量；二是留学中介机构致力于帮助学生判断与申请心仪的海外院校而忽略留学风险的估量与安全教育[5]。出国留学风险源于个体与社会多层面，需要留学生群体、留学机构、政府等多主体协同构筑留学教育支持系统[5]。另一方面，海外留学风险的理论研究不足。学界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着墨较少，多停留于经验总结与推断，有力的支撑数据和实证研究匮乏[3]。由于我国高校多为政府主导的公办模式，高等教育被视为低风险行业，风险管理与评估尚未在这一领域得到重视。直到近十年，教育部、外交部、省级相关机构及留学生培训机构虽然对海外留学风险预警与安全教育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但往往受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的影响，对留学风险缺少系统性、科学性的剖析。 教育风险治理的关键是对教育风险的早发现、早分析、早报告、早施策、早化解。随着疫情的持续以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将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我国发布留学风险预警将成为常态。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研究提高留学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能力，在即时性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构建长期的风险应对与管理机制。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分析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中的留学风险类型，探索可靠的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并以英国和美国两大主要留学目的国为例评估风险等级，验证该模型的适用性，为留学教育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奠定一定的科学基础。 二、留学风险的研究基础 在留学风险评估的分析与测量中，第一步是确定中国留学生出国风险的内容[6]。为确保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建构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本研究以感知风险理论为基础，明确留学风险的内涵。 (一)既有研究中的留学风险 风险(Risk)的词根为意大利语“Risco”，意为暗礁或礁石，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地中海一带频繁的商贸往来活动中，形容商船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可能由于触礁或海难等招致的损失危险[7]。自17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伊始，尤其是18世纪、19世纪概率与统计科学的发展，风险被拓展为中性概念，不仅意味着存在损失与破坏，而且意味着存在机遇与可能。在国际风险专家阿凡·威雷特(AfanWillettt)的权威定义中，风险的共性特征是不确定性，是可能引发冲突、损失等后果的关系性范畴，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潜在状态；招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来自社会的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7]。 已有研究对留学风险的识别存在两类典型问题。一是风险内容划分不清晰。国内针对留学的研究聚焦在留学动机与留学适应方面，风险的内容通常融于其中，对留学风险的分析很多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国家、组织、群体等内外在风险交织，边界不明。如陶美重等从国家与社会立场审视境外教育消费的风险[8]，初夏从学校层面解构留学生项目的管理风险[9]，夏松从留学生主观角度出发归纳出政治环境、治安、意外与心理健康风险[10]27。总体而言，多数涉及留学风险内容的研究围绕自然灾害与人身意外、种族与文化融入、政治动荡、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主题阐述，留学风险研究的专业性与理论性不强。 二是为规避风险划分的混杂与模糊，将留学风险导向片面与狭义的内容范畴。如有研究对风险的认知倾向于特指留学生人身、财产方面存在危险和威胁的状态[11]，或仅涉及人身安全的政治性、刑事犯罪性和意外伤害性风险[12]，而忽视留学生教育、心理等方面的风险。因此，教育风险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微观层次，缺乏对学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注，侧重处于风险中的组织、群体而不是处于风险中的个人[13]。然而，风险内容的确定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相比偶然的、客观的损失，现代视角下的风险感知与衡量纳入技术理性，因此风险的归因与规避不能脱离主体而决定[14]。 (二)感知风险视角下的留学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