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现代知识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石所在，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梅贻琦曾言，大学乃“一方教化之重镇”“国家文化之中心”“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许多世界性文化运动均发源于大学。[1]胡适称，“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2]“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3]。大学总要依存于特定环境，而环境始终会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处于开放世界的近代中国大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域外因素；其水平和表现，也直接关乎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有比较才有鉴别。要真切地认知近代中国大学的社会观感及国际表现，就必须在当时的国际情境中进行细致的勘察。然而，对此重要议题，目前学界的深度研究极为匮乏；有限的研究尚有诸多不足，甚至存在不少偏差和盲点。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以初步勾勒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图景及历史意涵。 一、迷思之源：聚讼纷纭的“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新式大学在清末出现后，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经历过一系列发展变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发展成效和国际表现具体如何？对此，则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有关各方已有一系列言说。这些言说分别着眼于不同维度，由此大致形成三类观点。 第一类，近代中国部分大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或极高水准。冯友兰曾表示，清华大学“在中国及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4]。任继愈坚称，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教学科研“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5]吴征镒认为，该校各院系“有的工作可以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6]。杨振宁则认为，民国许多名校教师很有学问，他们“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7]。西南联大对世界学术界“都有巨大的影响”[8]。朱学勤认为，战时大学如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9]。陈明远认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10]。易社强(Israel，J.)认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在全面抗战前，就“已提升到世界水平”[11]。其中，前者是中国的索邦大学；清华大学则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卓越的大学”[12]；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裴宜理(Perry，E.J.)等人盛赞，民国教会大学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13]。赵凯华则以物理学科为例，认为中国物理学家20世纪40年代“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抗战胜利后，“能培养出国际水平的本土科学家，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教育已达到国际水平”。[14] 第二类，近代中国部分大学已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1936年，法国数学大师哈达玛(Hadamard，J.S.)应邀访华时表示，“清华在文化上，驰骋世界”[15]。1949年，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明确表示，“外国大学能比上清华的并不多”[16]。何炳棣认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七七事变前“最接近世界先进标准”，吴有训、赵忠尧等人的研究“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17]他认为，西南联大当时的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18]，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而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在当时就已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20]该校日后培养出了许多“公认第一流”的学者。[21]李政道表示，“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相比……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叶(企孙)先生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比美的。”[22]许渊冲表示，西南联大“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23]。陈平原则认为，该校的学术水平与美国名校有较大落差，但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并不大”；许多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24]谢泳认为，“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25] 第三类，近代中国大学并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陶行知曾表示，在知识上，这几十年来“我们所出产的东西，够不上第一流的交易”[26]。朱家骅曾慨叹，“合全中国的人才办不出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27]胡适则始终认为，中国尚未建成世界级大学，国内名校无法“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28]。在1947年开始的教育大讨论中，陈东原表示，中国目前“全部大学的水平都太差”[29]。胡先骕则表示，那些素有盛名的大学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等，仍未达到“欧美一般大学水准”[30]。吴世昌认为，中国大学至今尚未“赶上国际标准”[31]。袁贤能认为，中国学术“非常落伍。我们的急务乃是要赶上欧美”，“我们能办一个合乎学术独立水准的大学已经是千幸万幸”，[32]须追随各国大师来提高学术水准。及至1948年，董祚楷指出，中国学术文化“落伍到做人的附庸”[33]，大学水平远远逊于西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亦曾表示，中国大学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34]。吴大猷认为，直到全面抗战前，中国的“科学水准也未建立”[35]。陈省身表示，西南联大的水平未必特别高，“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36]。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一流名校与西方名校，“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顶尖大学”，“反差自然是巨大的”。[37]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38]胡适发愿，要为中国培育“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希望中国有“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39]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未竟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