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在培育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读学生数及高等教育学位授予数均居世界第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高校扩招持续、显著地增加了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了个人及劳动力市场平均的受教育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约为108万人，1999年和2000年分别较前一年多招收了51万和61万名新生，增幅为47％和38％。2001～2003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的增幅均保持在20％左右。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约为341万人；2001年，在校生总数翻倍至719万人。2021年的数据显示，202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3496万)比1998年翻了10倍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57.8％，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处于普及化阶段。而在高校扩招前的1998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6％，为当时世界平均值(17％)的三分之一左右。 虽然高校扩招显著地提高了个人及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但扩招对个人就业及工资的影响相对更加复杂。扩招后，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202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总数达到826.5万人，约为1998年的10倍。急剧增多的大学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涌入劳动力市场，改变了拥有大学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水平，有可能导致其均衡工资下降，从而影响高等教育的回报。既有研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程估测出的结果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1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逐年增加。2001年，城镇大学毕业生(全部为扩招前进入大学的学生)比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入高约40％(Zhang et al.，2005)。针对2002年及以后(扩招后进人大学的学生开始毕业并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的变化趋势，既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Appleton等(2014)发现高等教育回报呈下降趋势；姚先国等(2013)、Hu和Hibel(2015)、方超和黄斌(2017)、Yang和Gao(2018)估测的高等教育回报持续增长；Gao和Smyth(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回报在2000～2010年基本保持稳定；彭树宏(2017)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回报在2008年前呈上升趋势，而自2008年开始则呈下降趋势。数据来源、样本构造、估测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这些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高校扩招至今已20年有余，扩招后最先毕业的几届学生也已进入劳动力市场近20年。利用更新、更丰富的数据，更细致、更稳健的方法，深入、系统地评估高校扩招政策对个人教育、就业、工资等结果的影响，准确估算高等教育的回报，有助于在微观上指导个人及家庭进行更合理的教育投资，在宏观上厘清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及工资结构等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今后相关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等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经验及理论指导。 下文将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国高校扩招的政策背景并综述“教育回报”领域的国内外文献。第二部分描述本文的数据来源、样本构成、变量构建与估计模型。第三部分阐释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理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许多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试图解释教育与工资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增加个人的技能与知识(“人力资本”)，继而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并最终转化为更高的工资(Becker，1962)。与之相反，信号传递理论(signaling model)认为，教育并未提高个人的技能或知识，它仅仅是发送给不完全了解求职者真实能力的雇主们的“信号”(Spence，1973)。社会学理论中，Collins(1979)提出了“文化市场论”用以解释学校教育与美国社会中的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的关系。Collins认为，教育文凭是一种文化资源，是通向某类职业(如政府公务员)及阶层地位的“通行证”。这一理论也与布迪厄、阿尔都塞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及韦伯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等概念有一些相似之处(王阳阳，2018)。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理论认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地位品(positional goods)，其价值不取决于绝对数量，而是个人在人群中的相对地位(Hirsch，1976；Frank，1985)。“文化市场论”与“地位品”理论均指出，教育扩张可能会导致文凭贬值、过度教育(职业所需技能与受教育水平不匹配)及人的异化等后果。 运用个人微观工资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人平均而言拥有更稳定的工作及更高的收入(Heckman et al.，2018；Oreopoulos and Petronijevic，2013)。一个国家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也与该国的科技创新及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杨建芳等，2006；Valero and Reenen，2019)。这些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前述人力资本理论等促进了个人及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等。我国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在规模及程度上均超过了上述国家。表1列出了1995～2021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在校生总数及毕(结)业生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