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经济学研究者致力于测算真实的教育回报，期望为公众教育投资决策提供成本收益分析参考。在政策环境不断变动的背景下，当研究结论与传统观点发生分歧时，政策评估尤其需要在数据、方法和视角上推陈出新，通过良性的争鸣不断接近事实。高校扩招延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仅有利于缓解过高的失业率压力，还直接提高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十三五”时期中国教育公平和质量迅速提升，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持续扩招下，高等教育溢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尽管部分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在短期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和收入产生了负向冲击(吴要武、赵泉，2010；邢春冰、李实，2011)，但将时间维度拉长来看，基于2009年以前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尽管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溢价的增速放缓了，但高等教育溢价整体仍处于上升趋势(Zhang et al.，2005；Meng，2012；Meng et al.，2013；Li et al.，2017；Zhang，2017；Feng & Xia，2022；马光荣等，2017)。受扩招影响的群体在2003年以后才开始涌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定价机制的转变释放了部分制度红利，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外部需求强劲。此外，2009年以前的扩招还吸收了1981-1991年婴儿潮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幅转移也使得高等教育劳动者比重提升幅度较为缓慢，以上众多因素可能是扩招后高等教育溢价未大幅降低的原因。但2009年以后的制度环境变了，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放缓，外部需求也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萎靡不振，且2009年以后的高校扩招没有婴儿潮作为支撑，而高校扩招的步伐却并未放缓。因此，亟须检验高等教育溢价在2009年以后的变动情况并进行解释。 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发现流动人口高等教育溢价逐年降低，本科或专科相对于高中的年均教育溢价由2011年的8.18％降低到2017年的4.65％。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1999年高校扩招的准自然实验构造工具变量(Ⅳ)，发现当非高等教育仅包含高中时，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与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结果十分接近。而当非高等教育包含初中时，传统文献中2SLS估计结果高于OLS估计结果的现象出现，这意味着工具变量识别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对应的“政策遵从者”(Complier)教育回报率更高①。探究流动人口高等教育相对供给与高等教育溢价之间的关系，若不考虑不同年龄段劳动者不完全替代性，可能观测到流动人口高等教育相对供给越高的城市，高等教育溢价反而越高的相关性现象。在考虑不同年龄段劳动者不完全替代性后，高等教育溢价与相对供给负相关，但仍可能因为遗漏变量问题向上误偏。本文参照Card(2001，2009)的研究，基于流动人口流入地聚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尝试解决内生性，发现流动人口高等教育相对供给每提升10％，高等教育溢价降低约1.3％，当采用省份作为地理单元时降低约3％，2011-2017年流动人口教育溢价降低的53％以上可由高等教育相对供给增加解释。 本文还尝试探究高等教育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使用城市层面高等教育相对供给和城市人口规模捕捉溢出效应的来源，在OLS模型中引入个人高等教育虚拟变量与规模变量的交互项，发现高等教育劳动者在高等教育相对供给(或城市人口规模)更高的城市教育回报率也更高。将规模变量十等分，本文发现流动人口高等教育溢价随规模提升的现象仅存在于规模前20％城市中，而这些城市的住房租金也更高。比较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支出比，本文发现不同规模城市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劳动者的收支比几乎一致。这意味着即使高等教育溢出效应存在，也伴随着更高的住房租金支出，不同学历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收支比趋于均衡。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点：第一，现有关于高等教育溢价变动趋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9年以前，得出高校扩招并未显著降低高等教育溢价的结论，这一结论不适合直接移植到当前的政策决策中。尽管部分研究采用2009年后的横截面数据测算高等教育溢价(刘生龙等，2016)，但尚无研究测算2009年后高等教育溢价变动趋势。本文发现高等教育溢价变动的新趋势，延伸了对教育溢价变动的认知和理解。第二，本文利用不同年龄段一学历劳动者不完全替代框架，指出不区分年龄段可能出现高等教育相对供给与高等教育溢价正相关的“伪”回归现象，通过流动人口流入地聚集特征构建的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流动人口学历结构内生性问题。本文测算出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替代弹性，为户籍制度调整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高校扩招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数支撑。第三，本文从住房租金和收支比等维度拓宽了溢出效应的研究视角，发现不同学历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的收支比趋于均衡，为流动人口选址决策提供了参考。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测算流动人口高等教育溢价并刻画其变动趋势，第四部分解释流动人口高等教育溢价变动并讨论了可能的溢出效应，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 文献述评 理解收入不平等的传统框架依赖于供给—需求—制度(Supply，Demand，and Institutions，S-D-I)②。高等教育溢价的研究文献中，多数将需求视为外生给定或通过工具变量进行控制，来探究高等教育供给变动对教育溢价的影响(Card & Lemieux，2001；Carneiro & Lee，2011)。高校扩招可通过数量机制和质量机制对高等教育溢价产生影响。数量机制指高校扩招直接增加了高等教育劳动者供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溢价降低。质量机制是指高校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质量降低，进而降低高等教育溢价③。Duflo(2004)发现，印度尼西亚受过小学教育劳动者相对于未受过小学教育劳动者的比例每增加10％，小学教育回报降低4％～10％④。Bianchi(2020)则发现，意大利教育扩张中STEM专业的大学生增加了8％，导致扩招前已经上大学的毕业生收入降低3％～15.5％。陈技伟和冯帅章(2022)认为，高校扩招导致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概率提升，降低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进而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相对于高中的教育溢价在高校扩招后消失了，为高校扩招影响教育溢价的质量机制提供了一些启发性证据。Carneiro & Lee(2011)开创性地对高校扩招降低大学教育溢价的数量机制和质量机制进行了分离，发现美国1960-2000年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导致大学溢价降低了6％，而这一时期大学溢价仅增加了20％，表明大学教育溢价变动的质量机制占有重要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