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章编号]1003-8418(2023)01-0007-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23.01.002 一、问题的提出：学术同行评议中的“科学伪装” 同行评议(peer review)是国际上一项通用的学术评价制度。300多年来，虽历经起伏与波折，甚至在美国被人诟病为“神圣的科学世界里一直在进行的阴谋”，但仍然被学界视为“科学的一面镜子”[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高校曾在传统的同行评议与量化评价之间徘徊，以论文引用指数代替同行评价的举措引起了激烈的讨论。2009年，英国科教慈善信托机构“科学认知”(Sense about Science)发布《同行评议调查2009》，84％的人认为尽管同行评议存在问题，但没有同行评议学术秩序将失控[2]。2012年美国“旧金山宣言”和2015年荷兰“莱顿宣言”更是主张量化评价只是同行评议的支撑而非取代。2018年9月10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旗下学术同行评议平台Publons发布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同行评议现状报告》，认为同行评议是科学知识传播与发展的基石[3]。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取消了备受学界诟病的文献计量学方法；法国并未因工作量过大而放弃同行评价，而是通过改革建立了“独立、便于操作、程序简单并具有合理科学性及透明度”的方法；德国科学委员会则以同行评议为主，依靠评议专家找出研究不足，文献计量数据只是提供给专家同行参考。 在中国，同行评议为大家所熟悉，但并不让人产生好感。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渐恢复职称制度和科技奖励制度，设立科研项目，以同行专家评议为主的科技评价迅速兴起，但当时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人情、行政等因素影响较大，同行评议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产生了一些失真失控的负面影响。90年代初，南京大学率先将科学引文索引(SCI)引入职称评审，科研量化评价指标逐渐向所有评价领域渗透。2022年4月，南京大学在“十四五”规划和“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明确清理以论文数量的评价标准，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过度的量化评价违背学术研究特点与规律，阻碍原始创新，学界已形成共识。然而，同行评议也面临着“上热下冷”的尴尬和“有破无立”“不破不立”的僵局，尽管高校意识到破“五唯”、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的重要性，同行评议还被学界称为“内在行规”[4]，但在学术评价实践中依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造成这种僵局的原因有很多，一种观点认为评议“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中国会陷入“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的“囚徒困境”[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已经是同行评议，从而导致评价改革动力不足，目标不明。后一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学术同行评议中的“科学伪装”现象，对同行评议的评议人体制属性存在误解。 二、学术同行评议“科学伪装”的三重表现 “科学伪装”(Science Charade)源于风险规制决策过程的研究。美国温蒂·瓦格纳法官发现在风险规制决策过程中，行政机关借用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之名，行恣意和独断决策之实，于是将行政机构这种通过策略性地运用科学知识实现拥有更大裁量权的行为形象地称为“科学伪装”[6]。风险规制中的这种“科学伪装”行为具有隐蔽性，难以为外界所察觉。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同样存在以同行评议之名行量化评价之实的行为，而且这种量化评价背后所遵循的是行政逻辑，甚至导致了评议人、被评议人和评议组织者的“合谋”，本文将这种策略性地运用同行评议行为称为同行评议的“科学伪装”。它们只不过披上了“同行评议”科学的秀美外衣，可谓“仿真同行评议”，本质上是对同行评议的一种误用。根据同行评议中评议人、评议组织者和被评议人三类行动者的“策略行为”表现，同行评议的“科学伪装”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被动的“科学伪装” 所谓被动的“科学伪装”，是指不完善同行评议下的量化评价为主，本质上以同行评议之名行量化评价之实。从评议主体上看，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基本都是邀请同行专家进行评议，但事实上专家仍主要是以“刊”评文，以“引”评文，以项目等级定教师学术水平，看重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特征，计量逻辑与学术逻辑纠缠，研究者的创新和学养问题未受到应有重视，造成研究成果的“悬置”和被评议人的“缺席”，学术评价的内在标准被边缘化，原始创新自然不足。无论从评议标准、评议内容还是评议价值来看，这种同行评议本质上还是量化评价。访谈中，一位专家直言，“这活儿用不着我们来干，找个会数数的小学生就够了”。这种评价还被学者批评为“傻子量度法”，“比农贸市场买萝卜白菜还容易量度。论文数篇数，科研项目数个数；至于质量考核就看发表刊物或课题来源的行政级别，发表在省部级刊物比地市级刊物质量好，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最好；科研项目的质量也是这么来衡量”[7]。 量化评价原本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同行评议的辅助性方法而提出，现在反客为主，成为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主导方法。之所以在高校大行其道，有学者认为是因为量化评价规避了同行评议的主观性和人情关系的干预，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物化逻辑向调节大学教师行为的评价制度渗透，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8]。从表面上看，这种“外在法规”似乎打破了论资排辈、行政干预、人情关系的无序干扰，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事实证明，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量多质高、量少质高、量多质低、量少质低诸多可能都存在[9]。量化评价这种“见物不见人”“见表不见人”的评价方式，非但没有戒绝传统上的人情与权力因素，相反，各种非学术因素因为有了明确具体的“指标”而变本加厉，为论文发表和项目获批，各种伪造数据、买卖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断上演，在同行评议各个环节全面渗透，例如影响因子，施一公坦言其实很容易人为做上去。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称这种学术量化评价管理为“麦当劳化”[10]，直接导致了教师学术活动的异化。唐纳德·肯尼迪则称其为“夸大其词的做法”，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与资源，还隐匿了真正重要的著作[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