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第98～133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Bimonthly) 自成立以来，东盟实现了从“亚洲巴尔干”到共同体的飞跃，成功维护了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被视为其55年历史中的主要成就。这一成就有助于推进东盟区域一体化，并且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制度网络。东盟依托以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为核心的“东盟方式”，保持了其成员国间的团结。小国集团的形式使得东盟能够突破大国环绕的困境，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介入亚太海洋事务，其与大国合作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扩大论坛等机制相继建立，共同构成以东盟为中心的、辐射整个亚太的海洋安全合作架构。“东盟中心”区域架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美国对亚太海域的霸权，促使美国接受平等、互惠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在物质实力和影响力都弱于中美大国的前提下，东盟是如何构建“东盟中心地位”的呢？其背后的构建逻辑是什么？本文拟借鉴社会网络理论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分析东盟如何掌控和管理区域制度架构内的海洋安全关系；同时，以关系性权力为理论视角，探究亚太海洋安全合作的非霸权模式。 一、东盟中心地位：构建的不同逻辑 东盟中心地位既包括区域一体化的内部中心地位，又指代东盟建立亚太关系网络的外部中心地位。该术语最早是指东盟在外部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在泛亚洲经济和政治架构中的领导。1995年8月，东盟地区论坛在概念文件中将东盟确定为“主要驱动力”，导致了后来广为引用的说法——东盟占据了区域合作的“驾驶席”(driver)。①此后，关于东盟的称谓变为“驱动者”“领导者”和“制度枢纽”等。②2007年11月，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签署的《东盟宪章》正式确立了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这一术语，并将其视为目标和对外行动的指导原则。③2015年11月，第27届东盟峰会发表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提出建设外向型共同体的目标，“坚持和加强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并基于东盟的国际问题平台在全球发挥建设性作用”。④2022年11月，《东盟领导人纪念东盟成立55周年声明》进一步强调，“坚持东盟中心地位是推动东盟与外部伙伴进行实质性对话与合作的主要动力”。⑤不仅如此，东盟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东盟内部架构的一部分。2011年5月第18届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东盟领导人强调该集团需要保持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中的中心地位，这将成为东盟共同体的基石。⑥虽然东盟中心地位在东盟的官方文件中不断被强调，但目前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并不明晰，国内外学者从多个理论视角阐释了其内涵和构建过程。 一是区域主义视角，将东盟而不是全球和区域大国作为区域主义的驱动力，即东盟引领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建设。东盟不仅为区域内协商合作搭建了制度框架，还达成开展区域间多边合作的“统一战线”。⑦区域主义视角往往与东盟作为领导者联系在一起。陈思诚(See Seng Tan)将东盟中心地位定义为区域领导者或驱动者、区域召集者、区域制度枢纽或关键节点、区域发展动力和区域代理人。⑧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强调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中的领导力。东盟通过企业家型和智力型领导为区域决策建立思想基础，使区域机制按照东盟规范运作，确保其在特定问题上的领导作用。⑨ 二是社会网络视角，通过量化国家间关系网络证明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地位。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指出，在网络化的世界中，掌握权力的关键是能够管理和协调联系网络以解决共同问题的中心地位。⑩梅里·卡瓦列罗—安东尼(Mely Caballero-Anthony)结合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在其建立的制度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以及桥接不同网络的节点地位。(11)董贺使用中心性指标量化证明了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和互动层面占据中心地位，但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中心性水平并不一致。他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更多地体现在提供合作平台、推动合作议程以及在主体间发挥桥接作用等方面。(12) 三是制度主义视角，将东盟视为亚洲区域合作制度的中心。东盟发起并主导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在内的机制和平台，作为“制度中心”和“功能中心”为相关国家共同处理区域事务提供了交流平台。(13)吴翠玲(Evelyn Goh)进一步强调东盟将区域机制视为“软制衡工具”，借助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大国的规范性约束，尤其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合作安全规范对大国的监管。(14) 四是关系理论视角，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是“关系平衡”制度化的结果。魏玲提出，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政治实践、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三个机制将“关系平衡”制度化为“东盟中心地位”。(15)部分学者探讨了东盟的关系性实践，凸显了关系对于东盟地位的意义。如李·琼斯(Lee Jones)提出，东盟影响大国关系的能力源于大国间的关系、大国与东盟的关系、东盟国家间关系、区域议程或议题与成员国主要社会政治集团利益的关系等因素。(16)还有一些研究虽未提及关系理论，但也探讨了东盟在与大国的互动关系中掌握主导权的过程。比如，聂文娟认为，作为弱者的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东盟通过论坛多边化、依据法理化和行为准则化谨慎引导中国按照东盟的政治目标和议程行事。(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