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科因安全研究而诞生。安全与国防或战争在概念上的分离,勾勒出了战后国际关系学的边界。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研究专注于安全的政治逻辑而非军事战略或战争技术,终止了与军事学之间长期的交织难分。在《国家间政治》中,汉斯·摩根索悉心论述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逻辑,并将维护安全的大任交给了政治家(statesman)和外交家。①尽管如此,安全研究依然将军事视为安全的最后保障、同时也是安全的终极威胁。 冷战的缓和与“石油危机”的冲击,打开了“非安全”议题进入国际关系视野的大门。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质疑军事安全所占据的“高政治”地位,指出复杂勾连的各类议题在重要性上难分高低。人们拥抱这一主张的方式,不是将军事安全进行“降格”,而是把非军事领域的议题“升格”为安全议题。安全概念急剧扩大至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它们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并为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保留了一个“传统安全”的位置。② 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曾被视为两种此消彼长的安全类型。世界在军事维度上变得更为安全时,资源和注意力才更多转向非传统安全。但随着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频发和共振,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相互放大着对方的尖锐性、复杂性和困难性。不安从四面八方袭来,应接不暇的国家和个人埋首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努力寻求安全。③ 伴随着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猛增,安全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宠”,那就是“风险”。在科学技术、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里,风险是长期而重要的研究主题。风险也作为国家互动性决策的框架性条件在国际关系中得到考量,但却不曾在安全研究中占据本体地位。事实上,以政治为本的国际关系研究令人诧异地忽略了风险本身的“政治性”,而仅将其理解为客观概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人类学、社会学、批判哲学等众多学科中,风险研究起笔于讨论风险的政治本质。④近年来,风险以新的方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直观表现为安全和风险在概念上迅速汇合。根据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检索系统Web of Science的数据,以“风险”为主题的国际关系学论文的总引用量在2007年之后直线上升。⑤风险概念强势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甚至出现了在概念上以“风险”来替代“安全”的呼声。⑥ 风险概念的兴起并非要挤出安全概念,但无疑反映了安全再概念化以适应安全现实的需要。安全作为目标和状态,在概念操作化上需要以其处置对象来进行反向界定,正如健康概念需要通过疾病来反向界定。风险概念在安全研究中的日渐重要,正是因为它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安全的对立物。更重要的是,以风险为对立物的安全,不再割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而是将前者的权力政治逻辑和后者的利益政治逻辑统一于综合安全的风险政治逻辑。 一、反向界定安全:从威胁到风险 中文的“安全”至少对应着“safety”和“security”两个不同的英文词。“security”释义为通过集体性努力达到成员免于损害或危险的状态,而“safety”仅具有免于受损的状态及其感知的含义。⑦所以,工程学中使用的“安全”一词对应“safety”,而社会科学安全研究中的安全是“security”,诸如国家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都含有建立社会性集体保护措施的要素。保护措施必然针对某种或某类对象,即安全的对立物。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对安全的理解以“威胁”为对立物,威胁从反向规定了安全的界定、认知和措施。近年来,风险开始代替威胁成为安全的对立物,赋予安全以不同于从前的内涵和逻辑,界定了“综合安全”。综合安全之“综合”,在于风险作为对立物引入了诸多传统上不曾考量或不曾重视的安全因素、同时也要求安全目标和安全手段具有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然而,“综合”也并非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词。疾病类型中的“综合征”是在病因、治疗方案和预后等方面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病症。综合安全之“综合”也具有这样一层含义。 (一)威胁 “威胁”在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用威力逼迫恐吓使人屈服”。⑧“威胁”所对应的英文“threat”一词有两层主要意思:一是表达欲加伤害的意图,二是损害即将来临的表征。⑨可见威胁的含义中同时包含了意图的表达、清晰的来源和时间的紧迫。威胁具有意图,无论意图以口头或行为进行明示或暗示,也无论意图被感知或忽略、被理解或误解。国际安全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正是国家对彼此意图的狐疑和判定。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视无政府状态的结构特征为安全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但从“无政府”到“国家视彼此为威胁”却并非逻辑必然。填补两者间逻辑跳跃的正是“意图”——亚历山大·温特鞭辟入里地指出,这一步的关键是想象国家初见时如何判断彼此的意图。⑩ 威胁的“意图”要素决定了威胁具有可定位和可追踪的特点。谈及意图时需要问“谁”的意图,而安全研究因此排除了自然对象并将社会对象聚焦到“国家”。毫无疑问,对国家的真实意图进行判断非常艰难,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说通过强调无政府状态来极大地简化了威胁的定位和追踪问题——无论基于生存意图或权力欲求,每个国家都是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区别仅在于它此时的实力是否足以构成威胁。在意图普遍存在的假定下,对威胁的锁定首先关注彼此的实力对比、然后再判断意图的强烈和紧迫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