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四次工业革命分别被概括为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①目前人类社会刚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阶段。智能革命的一些先发性特征已经部分呈现。数字革命作为一个宽谱系概念，不仅包括信息革命后半段的内涵，还包括智能革命的部分内涵，并正在对人类社会以及国家治理产生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影响。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一个热门概念。数字化转型需要深刻思考“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此前，在信息革命第一阶段即计算机革命的基础上，人类社会产生了初级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增加了各个单元之间的相互连接和信息共享，这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未来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是，进一步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并拓展其对社会改造的可能性。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是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目前人类社会已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VR、AR以及全息影像等一系列数字技术，搭建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数字世界。例如，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等热门概念反映的都是人们对数字化未来的畅想和思考。②数字孪生是通过打破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来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并使得数字世界的功能可以反哺物理世界。 有鉴于此，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能力将形成何种影响?如何通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来充分应对这场深刻且具有颠覆性的数字革命?本文将从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概念出发，讨论数字革命的核心内涵和特征，探讨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复杂影响，进而对国家数字能力的核心内涵加以概括，并提出推动国家数字能力建设的基本评价原则。 一、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组成 随着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国家治理能力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要概念。从学术脉络看，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前学术界使用的“国家能力”在内涵上基本一致，两个概念可以说是前后贯通的。国家能力主要涉及对国家各方面能力的综合性评估，国家治理能力则更多关注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际绩效与评价。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非常细微，因为绝大多数的国家能力都是在治理过程中体现的。所以，下文的讨论统一使用“国家治理能力”这一概念。 能力一词主要包含三层内容。第一，行为体在某些任务中所掌握的综合素质或资源要素。第二，行为体在实践过程中所实现的实际效能。第三，行为体在完成任务中所展现出的较为积极的心理特征。③这三点分别指向综合素质、实际效能和心理特征。关于前两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关于第三点，除了心理学会特别强调能力所反映的心理特征或人格特质，如心理学家阿·阿·斯米尔诺夫将能力看作“成功地完成某些活动的条件的那些个性心理特征”，④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特别将能力(capability)指向一种行为体在心理层面的主动性，把能力看成是一种基于主动性的实质自由的状态。⑤ 相应地，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国家在应对治理任务时所掌握的综合资源要素、在具体任务的实际治理效能以及在心理特征上所呈现出的自由度和主动性。学术界对综合资源和治理效能已多有强调，如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对各种治理资源经过特定机制的合成和转化所产生的国家治理效能。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在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即国家治理能力还体现为以积极的心理状态，主动塑造对其发展有利的治理结果。同时，国家在社会中形成的广泛认同构成其积极心理状态的基础。⑦ 关于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能力)的构成要素，学术界已有诸多讨论。例如，查尔斯·蒂利在研究欧洲国家形成时，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执行其政治决策的能力。⑧米格代尔总结了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将影响扩展至社会基层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与规划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以及按既定方式分配与调控资源的能力。⑨乔纳森·汉森等人在测量国家能力时，则将其分为汲取能力、强制能力和行政能力。⑩孔飞力则以中国为研究案例，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11)国内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最早始于王绍光和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他们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12)杨光斌则从系统性的角度考虑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并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包括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13)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尚缺乏足够共识。这些分类的复杂性也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扰。基于此，笔者尝试对这些分类做进一步厘定，将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概括为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三部分。从这个三分视角来看，目前多数学者在讨论国家能力的构成要素时，更多强调秩序能力和赋权能力两方面内容，而缺乏对创新能力的关注。例如，米格代尔区分的四种能力中，前两种涉及秩序能力，即汲取资源和扩展影响；后两种涉及赋权能力，即调节社会关系和分配资源。再如，在汉森等人的定义中，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都属于秩序能力，行政能力则更多属于赋权能力。 早期国家形态往往只涉及秩序能力，而现代政治(如民主政治的发展)恰恰与赋权能力的发展相结合。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创新能力主要侧重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和再分配。换言之，秩序能力和赋权能力更多反映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特征。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不断重组，创新能力对于国家的意义进一步凸显，这恰好是学界此前论述中所缺乏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能力与政治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新的背景下，国家创新能力愈显重要。因此，从国家构建、国家发展和国家创新角度出发，可以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实际表现进行动态追踪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