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11-0068-16 一、引言 自从“找回国家学派”的理论价值被充分挖掘之后，理论界对诸多经验现象的解释愈发离不开与国家相关的概念。“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发展型国家和国家自主性等重要理论密切相关，是当前国家理论研究中最耀眼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政府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的现实诉求，进一步迎来了国家理论的大繁荣。国家能力更是成了解释一切政治经济现象的“万金油”，承载着学术界无以复加的期许。在理论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国家能力研究早已从特定的政治学论题，跨越到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核心议题。 早在1954年，穆什金和克劳瑟在研究美国税收时就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并尝试进行量化。①但是，理论界对国家能力的重视主要始于斯考切波。②近年来，国家能力研究快速膨胀，涌现出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③、制度发展④、政治精英⑤、金融化⑥、法治建设⑦、国家权力⑧、应急管理⑨等诸多议题的讨论，至今方兴未艾。 尽管“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已经被普遍使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自身得到了清晰的界定，实证研究的丰富性并不能遮盖“国家能力”在理论上的模糊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尽管国家能力非常重要，但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或公认的度量指标，常用的度量标准也很少经过效度检验。⑩根据加里·戈茨的归纳，一个合格的概念需要包括三个方面(11)：第一，基础层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即明确内涵；第二，区分层面——划定概念边界，即确定外延；第三，操作层面——可操作化，即测量、加总和比较。从已有文献看，理论界把国家能力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操作层面，对更根本的基础层面和区分层面关注不多。本文认为，牺牲概念的理论化而片面追求操作化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国家能力”缺少完备的概念框架，测量指标的多样化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其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事实上，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了测量指标和概念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把理论逻辑上相反的变量用来测量相同的概念。(12)因此，本文认为国家能力的研究起点要回到概念分析，这是开发出更为有效的测量工具和指标的前提，也是研究与国家能力相关的因果关系的基础。 二、能力的结果：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结果和来源。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两个维度就是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和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13)本文首先评述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文献，而后是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 第一，国家能力被用于解释政治后果。这个脉络的文献聚焦于内战(族群冲突)以及“政体韧性”(regime resilience)的解释。在世纪之交，第三世界国家频繁遭遇“国家失败”，政治秩序受到内战、族群冲突的威胁，弱小的国家能力被诊断为暴力发生和国家失败的根源，国家能力因此成为内战和族群冲突的重要解释变量。福山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垄断暴力的强制能力，导致了国内改革和外部援助都难以扎根，这表明国家的“能力”(strength)和“范围”(scope)至少是同等重要的。(14)无独有偶，詹姆斯·费伦和大卫·莱丁发现频繁的政治斗争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15)卡尔·德鲁昂也认为内战的发生是由于国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阻止战争。(16)突破从单纯的国家强制能力视角解释内战和族群冲突，汉内·费尔德和因德拉·德·索伊萨从军事能力、汲取能力和整合能力来综合考察国家能力对内战或和平的影响，发现和平在国家—社会协同下产生，相比于暴力强制，公共产品提供和可置信承诺更容易带来社会的服从。(17) 在政治后果方面，国家能力还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政体韧性。国家能力与政体韧性的文献，普遍采用了米格代尔的国家能力定义，即国家穿透社会、管制社会关系、汲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18)大卫·安德森等人发现，国家能力在不同的政体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在民主政体中，执行能力带来的绩效合法性更重要，而在威权政体中，强制能力所保障的统治者对暴力的垄断更为关键。(19)威权政体的国家能力在选举中表现为，政治精英能够操控投票行为和选举流程，并镇压与拉拢反对派和异见者以掩盖选举欺骗，维护政体稳定。(20)这支文献的贡献是在研究国家能力和政体韧性的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和“政体”。国家和政体的运行都需要由具体的组织和制度来执行，区别在于国家能力主要指的是领土控制和政策执行，而政体是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它确定了权力持有的来源和职权。(21)也就是说，政体偏重于权力本身及其持有者，而国家偏重于共同体，即权力所投射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