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3)01-0033-08 “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近年来，被誉为具有中国本土政治学意涵的历史政治学掀起了学术浪潮，波澜所及，逐渐漫出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历史政治学研究提出：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是为政治学提供智力支持的首要资源。②毋庸置疑，中国当代史属于当代中国的自身历史，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延伸和组成部分，与历史政治学研究呈现着较大关联性。③“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结合所从事的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者拟就历史政治学可能对史学研究带来的启示展开讨论，敬请方家指正。 中外传统史学原本是以政治史为重心，但20世纪后，政治史研究在中外史学界出现了边缘化趋向。传统政治史研究素重政治与人事(且以重要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重)，成就巨大，弊端也明显，梁启超对此提出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之尖锐批评。④在西方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二代代表人物都对政治史研究大加贬斥，吕西安·费弗尔说：“我总是在扪心自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用政治做什么”⑤；布罗代尔甚至认为，以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流连于“短时段”的历史，是“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⑥。1960年代后，“眼光向下”，观照日常生活、普通人甚至边缘群体的史学视角在西方学界渐成主流。在中国，随着社会史等的兴起，新时期中国史学的研究取向也日益宏富多样，政治史研究的独重地位同样难再。政治史在全球史学研究中的萎缩必然会波及作为史学新芽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甚至带来一定的导向性影响。比如，当代社会史研究议题广泛，已经在城乡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保险、就业与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开掘出诸多有价值的课题⑦；当代经济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以至于有观点认为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心和热点”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⑧。与之相比，政治史还较多遗失在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很多重要议题仍显得如此的晦暗不明。 平心而论，此种研究境况也直接或间接相关于人们观念中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变迁本身。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史研究理应以经济史为“核心”。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却也多少忽略了中国历史的纵深，包括其传统与延伸。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国家发育程度曾长期领先于西方，诚如有学者所论，“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国家史属性，而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历史多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⑨。约言之，相比于欧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未曾中断的政治和国家成长史，延绵数千年，本固根深、一脉相承、世所罕见。恰如钱穆所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⑩。中国史中的政治史、国家史属性如此举足轻重，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部分岂能独外?况且，“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1)。回望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历程，这其中既有激流勇进，也有险滩暗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比，同样成就显著。一定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是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2)。概观而言，改革开放历史内嵌着经济社会演进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交互并存，而且这种交互的效度大体上是随着1978年后历史的前行在增强，虽也偶有起伏。对此，改革开放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改革开放时期“所有重大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都离不开政治因素，单纯用经济学逻辑很难全面理解”(13)。进而言之，经济社会改革的启动、推展，政治、国家都绝非背景板。相反，其一直都是站在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从未离场。 不仅如此，若稍微放宽视界，从中外比较的视角看，当代国家史的研究价值更为凸显。虽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与经济社会演进大体保持了较高程度的同向同行，但问题在于，放眼全球，这种良性互构在实践中难度极大，并非必然，更非普遍。一个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历史事实是，大致与中国同时，1980年代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印度等一部分南亚、东南亚国家先后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结果是成功者少，失败、失误者多。由于近似时空的控制变量相近，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作为一个关键性解释变量，“国家”在保障改革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作用极为显著，不仅具有相关性，而且可能存有因果性。这其中，“国家”“国家能力”作用在中苏改革的成败对比中表征得尤为鲜明。(14)要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15)。此中的“政府”是指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此中的“有效”是因为中央政府存在强国家能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直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6)对比欧美长达数百年的现代化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似是一个被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各种风险层累叠加。能够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超越了既有西方主流政治学、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认知。换言之，这一成就绝不会仅是社会、经济自身诸环节和方面的自我展开所能达致的。为此，需要深刻且全面释读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或许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内嵌的政治、国家主导性。于此需要加以澄明的是，近几十年的当代中国历史变迁中，不仅是经济、社会领域，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包括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发挥出主体性作用，并转化为较强的现代国家治理效能。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已然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虽然“现代”是一个史学概念，“国家治理”更是历史学决不应放逐的研究议题，但相比而言，历史学科在该领域的学术声音较为孱弱。这部分源于史学研究在其中的着力点不够清晰，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箱中更有着无须遮掩的隐忧和缺憾。历史既是一种条件性存在，也守护着合法性，“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17)。通过探入历史结构内核中的“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更为真切地认识到“有效国家”这一现代性优势的条件所在，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理解提供史学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18)如前文所述，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历史过程，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核心关怀，既包括经济史、社会史，也理应涵括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历史”型塑着今天的“国家”，“国家”也在“历史”中展露出其关键性作用。据此，如何从史学角度对“国家”展开深入研究，显得极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