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概念提出以来，获得了很大关注，不过也引来了一些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历史政治学的命题“目的是想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无疑内在于历史政治学的主张中，但把它理解为这就是历史政治学的目的所在，却是犯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的“文本中心主义”的错误。斯金纳主张在历史语境中进行文本分析，②很显然，这种批评没有很好地理解历史政治学的提出语境，是在用以往的学术经验来判别正在改变的学术语言，而且把学术语言的变化仅仅处理成一个学术问题，没有很好体认到学术问题背后的现实问题的变化。“学术自主”是个老话题，为此曾发生过不少争论，比如2003年，围绕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多位学者就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有学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学术自主，但是那时候，“学术自主”更像是在宣示一种文化自尊心，与到底在面对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关系并不是很明晰，如果“学术自主”的主张不能明显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种“学术自主”的主张的意义是存疑的。今天，历史政治学的追求，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学术自主”和“中国问题”的视野，它在需要回应“中国复兴”的新进程及其世界意义的同时，也在面对一个重要现实问题，那就是20世纪以来曾长期充当人类“灯塔”的欧洲和美国，在政治上出问题了，而且这种问题带有结构性、本质性，是政治的内在品质的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撕裂有目共睹，最近几年来，一些美国政治学学者频繁讨论起美国会不会发生“内战”，这让一向认为美国具有强大的制度自我修复能力的人倍感意外；欧洲在政治上的问题也比以往要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欧盟的前途阴影重重，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政治家日益稀少。这些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又反映出它们在另一方面也出了问题，那就是支撑这些国家制度和实践的政治知识体系失效了。历史政治学所回应的，不再仅仅是“中国问题”，而是在同时面对“世界问题”，是在同时替世界和中国思考，在对世界性的政治沉沦的关注中，重新界定中国的未来选择和世界的可能出路。美国和欧洲关于政治的知识范式，不再能够很好地指导它们的政治实践了，无法为当下它们在实践中的问题有效做出诊断了，更遑论提出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二战”结束以后的“行为主义革命”，使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在注重数据搜集整理和计量方法运用、“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却与历史研究发生严重疏离，它所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学知识日益脱离现实实践。以美国政治学三种权威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学》(Journal of Politics)在2001-2012年间刊发的论文为例，定量分析方法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选举政治”、公众舆论或“在任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得到了很多学者关注，而市政政治(urban politics)、官僚体制(bureaucracy)和政策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虽然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却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在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在内的西方政治研究领域，政治学成了一种对议会和政党体制的功能性研究，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关于西方国家治理的研究，有关成果无法促进社会良治，也无助于指导社会和公民进行政策选择。③20世纪下半叶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出现，虽然对“行为主义革命”进行了部分纠偏，但并没有改变政治学知识范式注重量化分析和科学化的总体态势。当代流行的政治学知识范式，甚至已在错误引导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实践，构成了当前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更新知识学知识范式，换一种方式来思考政治，已是时势所然，历史政治学由此应运而生。 当代流行的、主要由美国建构起来的政治学范式为什么不灵了?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淡忘了时间尺度；二是对政治问题的解决缺少了空间尺度。 “时间”及本源性问题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重演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相似一幕，并且对立程度进一步加剧了；近些年来的美国政治，表现得越来越撕裂。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独立战争到整个19世纪，美国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乃是国家建构问题，国家认同即构建政治上的同一性和归属感，曾长期困扰着美国，进入19世纪后期以后，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以往新教信仰人口在美国人口中长期占据着绝对多数，使其不再如以往那样显眼。同时，19世纪后期以来，构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一个新的国家追求；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下叶转向全球主义之后，建构和维持全球性霸权体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在最近百余年间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优势及转变为霸权国家，给美国带来无限荣耀，但也因此进一步遮蔽了国家建构问题在美国的存在。不仅如此，它被用于证明美国的“制度优势”，也使得美国在进入20世纪中下叶以后，完善内部政治制度不时会被忽略。对此，美国不少有识之士早有深刻观察，比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就提出美国是一个新社会，但却是一个旧国家。④原因在于，主权归一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关键标志，但美国的“三权分立”所造成的，并非通常认为的是界限清晰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功能性权力的分立，而是混权状态下的主权性质的权力分立，这在亨廷顿看来，是美国仍在延续英国都铎时代后期和斯特亚特王朝前期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的权力分立，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英国，早已背离自身传统，将实质性的主权归一到了下议院(平民院)。在20世纪以来的霸权追求中，仍内置有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国家建构追求，这是当代美国的最大政治现实。20世纪中下叶以来，国内和国际两大目标同时左右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哪一方面有闪失，都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但相对来说，塑造政治和谐、促进国家认同的目标，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对外目标即霸权加持，很大程度也是策应了国内目标，有利于增进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曾有着比较充足的资源支持，它在很大程度建立在美国乃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因此在国内能够做到为民众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同时通过税收来推进很多福利措施、为化解国内问题创造条件，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等即是体现。美国当前不断强化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对立，正在反映和放大美国建国以来两大目标追求间的不协调，这也表现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政策诉求中。从竞选期间发表的观点来看，拜登相当程度仍延续着20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新传统，意图将国内目标的达成置于对外目标的实现中，这与特朗普追求的“美国优先”截然不同。后者标志着美国从20世纪的帝国议程，又回到了19世纪的国家创建议程，而且不再认为“帝国”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秩序维持。特朗普的“转身”所对应的主要现实：一是美国人口和宗教信仰结构的前所未有之改变，传统白人人口和新教信仰在可见的未来将不再是社会主流；二是20世纪后期以来随自身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国已逐渐丧失以往在经济、科技及其他方面的碾压性优势，这不仅使其霸权体系难以维持，而且倒灌为内政问题，改变了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对国内治理和国家认同带来严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