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完成新旧交替。由格兰诺维特重新阐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奠定了其新经济社会学领军人物的地位。格氏提出关系网络嵌入性，意在打破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与社会学互不干涉、界限分明的僵局，将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挂钩，借助社会学视角建立经济社会学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系网络嵌入性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面旗帜，关系视角成为分析经济行动的基本立场。但是，格氏的关系网络嵌入性也引来许多批判，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得对其的拓展泛用问题重重。明确“嵌入性”究竟是不是社会学对抗经济学分析逻辑的有力工具，如何看待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关联，成为与格氏对话的根本所在。 基于上述要点，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框架，泽利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泽利泽的研究起步于格兰诺维特扬名的20世纪80年代，但直至21世纪初，她才明确地提出与格氏针锋相对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特殊用途的金钱以及亲密关系中经济行动的研究，泽利泽以“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挑战格氏的理论。关系在分析经济行动中的作用被重新阐释，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路径出现，为经济社会学打开了新局面。本文围绕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比较以格兰诺维特与泽利泽为代表的两大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径，揭示关系运作何以实现与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对垒，进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讨论进行理论对话的可能性与方向。 二、关系网络嵌入性：经济行动的社会情境 （一）格兰诺维特的主要理论观点 格兰诺维特对经济行动的分析围绕着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个重要概念展开。他主张：“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到持续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以至于将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一个严重的误解”（Granovetter，1985：481-482）。“嵌入”的具体含义，便是将个人和大的经济事物的经济行动，都置于社会网络中进行理解（Swedberg，1990）。受社会网络分析路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在求职研究中首次阐明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传递、工作流动机会以及社区组织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弱关系命题（Granovetter，1973），为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发展吹响了号角。20世纪80年代，格兰诺维特正式提出“嵌入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经济行动分析框架。关系网络嵌入性，即指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格氏反对既往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两种极端取向，强调人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子，也不是角色规范的奴隶。具体的关系网络以及关系中的义务既能产生信任，也能防止欺诈。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和公司科层制，同样充斥着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构想将关系网络作为分析经济行动的核心，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在微观与宏观间寻找中观道路的突破（Granovetter & Swedberg，2001）。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兰诺维特持续对“嵌入性”分析框架进行了细致阐释。首先，他将经济现象区分为从个人行动、经济结果到经济“制度”三个层次，介绍了不同层次中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就个体经济行动来说，行动受到个体嵌入的关系网络的结构和密度的影响，凝聚力强的关系网络既可以减少欺诈，也能为内幕交易提供便利。而经济行动的结果也受制于关系网络，诸如就业、价格制定以及生产创新，都可以借助弱关系法则及结构洞等原理进行洞察。格兰诺维特又将负责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公司、产业和行业视为经济“制度”，认为产业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关系网络（Granovetter，2005，2017，2018）。其次，格兰诺维特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嵌入。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主要指与特定他人的“双边”关系，它对个人经济行动有强大而直接的效果。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指的是个体嵌入的网络的整体结构会对个人施加影响，决定一个人做决策时所获取的信息，进而影响其行为。时间性嵌入（temporal embeddedness）则强调人际关系的持续发展（Granovetter，2017）。最后，在最近付梓的著作中①，格氏将心智结构引入行动动机的分析中，并更加重视关系网络中信任与权力对经济行动的作用（Granovetter，2017）。 （二）关系网络嵌入性路径的经济行动研究 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论断，成为之后诸多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坚持的“元假设”和研究纲领。与格兰诺维特本人致力于打造理论框架的努力不同，他的追随者们大多倾向基于关系网络嵌入性开展更为具体的经济行动研究。 首先是个体的求职与地位获得。关系状态与关系网络密度是受雇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现象可以借此得到解释（Montgomery，1991，1992）。林南在格氏的基础之上提出“社会资源”假说，指出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比信息更重要，更好的资源是驱动个体使用弱关系的关键（Lin et al.，1981）。伯特重点关注竞争中的关系网络结构，提出在地位获得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是提供非冗余信息的“结构洞”位置，而非关系强度（Burt，1992）。我国学者同样将关系网络嵌入性应用于地位获得的分析中。边燕杰利用本土调查数据挑战格兰诺维特，证明中国社会需要的是具有高度信任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Bian，1994，1997）。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网络以提供人情资源为主、信息资源为辅，被证明有跨越不同经济体制的适用性（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缪晓雷，2020）。之后，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中外学者持续追踪关系网络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及其群体差异性问题，格氏的关系网络嵌入性得以验证（Franzen & Hangartner，2006；Lutter，2015；Pedulla & Pager，2019；李黎明、许珂，2017；张春泥、刘林平，2008；张顺、郝雨霏，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