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议题，也是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男女两性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女性在整体社会分层结构中持续处于弱势地位（李春玲、李实，2008；李实等，2014；Chi & Li，2008）。研究发现，“不同工”问题导致了大部分的性别收入差距（许涛、张根福，2014）。一方面，由于职业性别水平隔离，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收入较低的行业中（吴愈晓、吴晓刚，2008；李春玲，2009；李汪洋、谢宇，2015）。另一方面，职业性别垂直隔离作为一种两性结构性的职位层级差异也导致了严重的收入差距（Ransom & Oaxaca，2005；童梅、王宏波，2013）。 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性别水平隔离程度较低，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Shu，2005；吴愈晓、吴晓刚，2008；李春玲，2009）。还有研究通过拆分性别收入差距发现，行业、部门和工作类型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王美艳，2005；葛玉好，2007），而职业性别垂直隔离造成的收入差距达到了41%，远超前者（卿石松、郑加梅，2013）。同时国内外研究均发现，女性在职位晋升中普遍处于劣势地位（Olson & Becker，1983；Wright et al.，1995；Winter-Ebmer & Zweimuller，1997；Blau & Devaro，2007；宋月萍，2007；卿石松，2011；王存同、余姣，2013；秦广强，2014）。由此推断，职位晋升的性别差异已成为我国现代劳动力市场上最主要的不平等问题之一。缩小职位晋升中的性别差异，对于缩小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差距、全面实现男女平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厘清性别晋升差异背后的成因和具体机制则是改善这一不平等现状的先决条件。 学界有关职业晋升性别差异的研究聚焦于“玻璃天花板”理论，该理论预设了女性所受的晋升阻碍主要来自组织的较高层位置。然而现实是女性受雇者主要集中于职位“金字塔”的底层（卿石松、郑加梅，2013；童梅、王宏波，2013），而且她们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晋升障碍（Jones & Makepeace，1996；Yap & Konrad，2009；秦广强，2014；佟新、刘爱玉，2014；Cassidy et al.，2016），“粘地板效应”（stick floor effect）①非常普遍。“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顺利、快速地完成初次晋升对于职业发展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职业快车道”（fast-track）理论认为，更早获得晋升的人，未来的晋升速度也更快（Bernhardt，1995）。而早期晋升对女性尤为重要，它能够通过提升女性晋升预期或保持年龄优势来助其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卿石松、郑加梅，2013；吕芳，2020）。然而正如上文大量实证研究所揭示的，女性在初次晋升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劣势，其职业生涯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本研究聚焦于劳动者现职“初次晋升”中的性别差异，旨在探究这种差异形成的具体原因。21世纪以来，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不平等的解释，学界逐渐从注重分析男女两性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单一视角转向更多元的视角。其中，社会资本理论是受到重点关注的解释路径之一。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在求职、收入和晋升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背后扮演着重要角色（Lin，2000；程诚等，2015；程诚等，2019）。其中，职场社会资本对职业晋升的影响尤为明显。而青年受雇者正处在职场社会资本的快速上升期（李晓光、郭小弦，2022）。想要解释初次晋升的性别差异，就必须进一步关注受雇者在职业场域中的交往行为模式。综上，本研究在借鉴和反思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职场交往视角切入，提出“性别-职场交往-初次晋升”的分析路径，即重点考察职场交往在初次晋升性别差异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关于晋升性别差异的解释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性别差异是由生产力和无法被观测的歧视两部分导致的（卿石松，2019）。就职位晋升而言，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生产力水平显著低于男性是其在职位晋升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最主要原因（Wolf & Fligstein，1979；Becker，1985）。然而针对该理论的批评也不断增多。许多研究发现，在工作效率和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女性的晋升概率仍显著低于男性（Winter-Ebmer & Zweimuller，1997；Huffman & Cohen，2004；Pekkarinen & Vartiainen，2006；Blau & Devaro，2007）。两性的职业地位差异可以被人力资本因素解释的部分很小，因此还需挖掘其他影响机制（卿石松，2011；程诚等，2015）。 对于性别不平等，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解释更偏重社会文化。社会学家认为，性别是一种深深嵌入所有社会过程中的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体系（Risman，2004；Ridgeway & Correll，2004）。社会上存在对两性特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期望，即性别角色观念。具体而言，它是一套基于性别差异而形成的男女两性对于“合适的”角色、权利及责任的态度和认知（杨菊华，2017）。带有父权制文化特征的性别角色观念一般被称为传统型性别观念，包括“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养家，女性持家”等差异性的性别社会期望（刘爱玉、佟新，2014）。正是这些作为社会结构的、关于两性的性别信念，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行动者的行动选择，使得结构性的不平等在行动者的互动之中不断再生产（Ridgeway & Smith-Lovin，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