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常有关于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如王宁,2017;李强,2018;谢立中,2020;周飞舟,2022),也不乏商榷的意见(如谢宇,2018;周晓虹,2020;翟学伟,2020)。其中,讨论的关键不是逻辑上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有无以及是否必要,而是如何在实质研究的意义上把握“主体性”。研究者是中国人,研究场景是中国社会,研究问题是中国问题,并不构成把握主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历史与现实并不会自动地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而是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究。 众所周知,涂尔干(1995)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确立了社会学研究的实在性(把社会事实看成“物”),也承诺了其社会性(用一种社会事实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但时至今日,工具实证主义(instrumental positivism)取向的研究常常将社会事实等同于经验事实,专注于“事实”层面,而对“事实”何以是“社会的”往往不予深究。社会学研究之主体性的含义之一是,社会行动及社会现象往往是历史地、文化地构成的,因此社会学研究是否冠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之名可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探寻中国社会之构成的历史与文化维度。如果剥离了当下经验的历史与文化之维,便可能堕入“抽象经验主义”的泥潭,而将片段经验或数据本身看作社会事实。 历史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知识和技术的传承上,更体现在一些抽象事物的传承上,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费孝通,2003),这往往是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仍包含着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周飞舟,2018)。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生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渗透在人们的意识结构里,表现在风俗习惯中。探究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理解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必要路径。 此外,社会事实不仅是经验性的,还混合了大量的象征、隐喻甚至想象的成分。就此而言,诗歌、小说、戏曲、相声中往往都蕴含着社会底蕴和人生态度。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儒家思想的“大传统”相比,深入民间的小说、戏曲等对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前者往往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而后者往往以言传口述的故事化形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通过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故事和人物,透视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行动伦理。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义观是核心的观念,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仁义不仅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而且是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的仁义或忠义形象,如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仁的代表,礼贤下士、宽厚爱民、知人善任;关羽是义的象征,骁勇善战、忠肝义胆、义薄云天。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关羽的形象更为突出。关羽作为东汉末年名将,始载于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并在多元共构的历史文化进程中被神化(濮文起,2020),成为官方和百姓的崇拜对象,如被奉为“武神”或“财神”(渡边义浩,2017)。神化后的关羽作为民间的道德典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三国演义》的经典性和关羽在民众心目中的忠义形象,本文拟选取“关云长义释曹操”(以下简称“义释曹操”)及相关情节进行分析。赤壁之战后,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派关羽在此等候擒曹。生死存亡之际,曹操听从程昱的建议,以弱者之态、君子之言相求,希望关羽能顾念往日恩情,放自己一马。最终,关羽冒着被军法处死的危险,放走了曹操。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关羽放走曹操似乎是“感情用事”或“缺少政治远见”,并对其“忠”的形象构成一种挑战。尽管如此,“不忠”或“不顾大局”等评价都没有构成对关羽评价的主流,小说作者乃至后世对此的评价仍然是“义释”。 本文拟讨论的问题是:关羽奉军师将令擒拿曹操,属主动请缨且立下了军令状,为何最终“以私废公”放其通行?这一“公私转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当然,本文无意于对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进行文学品评,而意在进行一种社会思想的分析,或者说以文学社会学的视角理解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和中国人行动伦理的特质。 二、文本与方法 首先,我们讨论《三国演义》及“义释曹操”故事的“典型性”。《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吸收了晋代陈寿著《三国志》和南朝宋裴松之著《三国志注》等史料,以及宋代“说三分”(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书)、元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文本,整理、推演而成的一部小说。明代冯梦龙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称为“四大奇书”。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李渔沿用了冯梦龙的提法,并对《三国演义》作如是评价:“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陈曦钟等,1986:36)作为官方史料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三国演义》的地位几经更迭,现已成为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