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79年3月的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是在结束“文革”、重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帷幕的。在此前一年的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委员会，2010：93），同时标志着后来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面貌的改革开放大业的开启。仅仅三个月后，在那个百废待举的年代，本质上与传统社会朝向现代的转型有着天然关联或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2022）之一的社会学，在被取消近30年后，也按照邓小平“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第二卷，181）的建议得以恢复重建。在此后40余年中，中国社会学借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向前，几代社会学人尤其是“知青”一代在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也经受了现代性的洗礼。社会学与改革开放的同向共进，终使这场学术重建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转型叙事。 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最近300年的历史上，最激动人心又最具有实质性变迁意义的概念之一是“现代”（modern），以及由此派生的包括现代性（modernity）、变得现代（modernize）和流行更为广泛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内的概念丛。这一组概念，连同民主、自由、革命、民族国家和工业社会等一系列形成于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概念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走向，使得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或封建时代断裂，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时代。对于这一被后世称作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过程，那些生活在传统最初向现代转变时期的最敏锐的欧洲思想家们，包括在今天被称作社会学家的孔德（Auguste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马克思（Karl Marx）、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和齐美尔（Georg Simmel），都做了充分的论述，及至今日他们对于传统的飘逝和现代的到来所做的全部论述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要知识遗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就成功论述了从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起，“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如何导致了工场手工业代替封建行会的经营方式，随后又被以蒸汽和机器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所取代。伴随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1848/2012：401，404，405）。 在上述思想家眼中，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动力，那么它与城市化，进而与全球化又是一个相互镶嵌的统一过程。一方面，“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1848/2012：405，404）。工业的现代化所带动的生产力与生活品质的极大提高，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席卷全球的能力，自然会以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1848/2012：404）。1840年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面临现代的挑战。 （一）中国的现代化：启程与探索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在仁人志士的推动下开始向西方学习，致力于现代工业的引进，其中虽最终失败但颇有声色的当属19世纪60—90年代推行的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自救为目的洋务运动。显然，“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1991：1470）。在这样的背景下，modernization开始进入中国。不过，这一概念起初并没有被译成“现代化”，而是与“西化”“欧化”相通用，具有进步、改善、改革和发展等积极内涵（李永杰、陈世宇，2023）。实际上，“陈独秀所说的‘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它的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罗荣渠主编，1990：5）。 汉语中“现代化”一词的使用，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颇有关联。1929年，胡适写道：“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胡适，1929）。同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s Year Book）收录的《新文化的冲突》一文中，他更是使用了“全心全意的现代化”（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Hu，1929）。在胡适的带动下，现代化作为崭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出现在报纸杂志中。尤其是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刊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包括社会学家陶孟和、吴泽霖在内的20余位作者撰文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应循之路（罗荣渠主编，1990：14）。而比文字争论更激荡人心的是，尽管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笼罩之下，但此时推翻了帝制的中国开始具有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柯文，1989：144-145）；人们看到，这个新文明“有着迥异的价值观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进行了挑战”（林语堂，1994：339）。尽管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共之争，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孙中山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但在那几十年尤其是1927—1937年间，这个古老的国家毕竟还是开始面向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