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国家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强调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与此对应，党中央高度重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目前，许多研究注重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讨如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主张通过合理有效妥协（吴忠民，2017，2018）、矛盾纠纷调解（朱力、袁迎春，2018）、利益协调与诉求表达（蔡禾，2012b）等多种方式，构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朱力，2016，2019），少有研究从组织视角对挖掘有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基层组织资源进行探讨。 单位组织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曾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化解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单位组织是人们表达诉求和解决纠纷的最主要渠道，72%的人首先选择向自己所在单位组织提出诉求，到1999年这个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工作单位组织依然是人们的首选（张静，2001，2016）。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单位组织是否还能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状况与此前是否存在差别？差别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而言，单位组织是否还具有特定组织资源和优势，能否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目前，较少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回答。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一些研究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单位制明显衰落甚至已经终结（田毅鹏、漆思，2005；田毅鹏、吕方，2009），或者说进入“后单位时代”（田毅鹏、薛文龙，2015）。与此对应，有研究提出国有和集体性质的单位组织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口明显减少，同时曾经依靠单位组织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体系逐渐被市场化的商品供应和新型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取代，导致“单位共同体”逐渐走向消解（田毅鹏，2014）。这些研究者认为，当前单位组织不再起作用或难以直接发挥有效作用，而是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田毅鹏、王丽丽，2017）。 不过，上述观点更多强调市场化改革对单位制和单位组织中边缘制度的冲击，却忽略了它的制度内核仍保持着相对稳定性（李汉林、渠敬东，2005；李汉林等，2005）。另一些研究指出，单位组织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组织形式，它们集命令性权力和资源交换性权力于一体，在专业分工职能之外还承担着政治管理、社会控制和资源分配等多种职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新中国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工具（李路路、李汉林，2000；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2009；李路路，2013；苗大雷，2016）。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尽管单位组织的覆盖范围和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口有所减少，但它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就单位组织的三种主要类型而言，当前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党群工作、行政管理和科教文卫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仍占据绝对优势，国企尤其是限制介入性的大型国企往往涉及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刘平等，2008）。更重要的是，这些单位组织的核心特征仍具有很强延续性，它们的资产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且被纳入正式行政科层序列加以管理，仍按特定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接受上级单位组织的领导，并在同级党组织领导下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李汉林，2008；苗大雷、王修晓，2021）。这是单位组织尤其是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改革提出20多年后仍进展缓慢的根本所在（孙文学，2021）。以此观之，单位组织仍然集命令性权力和资源交换性权力于一体，它们的核心政治属性仍然有效延续着，仍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仍有可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集体行为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它往往因具体的矛盾纠纷而起，并经一定积累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这使得对它的预防和化解面临更大难度。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历都表明，促进社会整合是应对社会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王道勇，2014；吴忠民，2020）。从这个角度出发，剖析单位组织和集体行为的关系将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它不仅可以检验单位组织是否仍在发挥社会整合作用（黄冬娅，2011），也可以深化关于单位组织在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稳定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本文将使用2003年到2013年的调查数据，分析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前后单位组织对集体行为的影响及变化，并探讨背后的作用机制，以此理解单位组织在当前社会的现实影响，进而讨论挖掘其中蕴含的组织资源和优势的可能性问题。这不仅有利于通过本土组织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保持社会稳定，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单位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