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对于社会交往中的网络，中国人惯常使用的称谓是“圈子”，但其含义却不甚清晰。例如，熟识的人“抱团”形成亲密的小团体，通常称为“某某的圈子”，这是个体中心的圈子；某一领域内的个体彼此熟悉，但领域之间泾渭分明，称为“某某圈”，这是同质群体的圈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和“家族”章节中，着重提到了中国社会的“圈子现象”。他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的团体，大都是以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社群’分别出来，所以把团体一词加以较狭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用以和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相区别；后者称作‘社会圈子’”（费孝通，1985：13）。乡土社会中的个人通过不同“社会圈子”完成主要的社会实践，“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1985：13）。“差序格局”是本土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概念之一，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学者，很少有不使用这个概念的（翟学伟，2009）。然而，这一概念在学术上意义并不严谨（孙立平，2004：248），从而也引发了长久以来的诸多探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费先生为了进一步解释差序格局而引入了“社会圈子”概念，却没有准确描述“社会圈子”的具体含义，“差序格局”和“差序”基础上所形成的“圈子”二者内在的区别与联系有待进一步厘清。 我们认为，“圈子”由“差序”衍生而来，代表了中国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类社会结构，即由“差序”所形成的团体格局。如果能够对“圈子”变迁演化过程进行解释，就可以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从微观关系到宏观结构的直观理解（科尔曼，2008；赫斯特洛姆，2010）。本文通过引入“差序格局”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将“圈子”作为一种社会网络中自组织形成的小团体，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的方法，对“关系-圈子”的建构过程进行模拟和分析，以期对“圈子”的结构和形成逻辑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 （一）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 学者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理论脉络。一种理解将“差序格局”看作一种社会关系，将其简化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二元关系模型。在这些关系模型中，“圈子”被看作带有“差序”特征的多元社会关系，而“差序格局”作为二元关系的基础，则被概括为若干关系类型，如黄光国（2004）提出的情感型、工具性型和混合模型，杨国枢（1992）提出的家人、熟人和生人模型，罗家德等（2010）基于弱关系和强关系概念提出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型，等等。 另外一种理解将“差序格局”视为由众多的“社会圈子”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模型。以每个个体为中心，存在一个“圈子”，但“圈子”有大有小，一些小的“圈子”可能从属或部分从属于某个大的“圈子”，“圈子”的分布格局就构成了“差序格局”。在此基础上，“圈子”可以归纳为以某个个体或家庭为中心，依据差序关系所扩展出去并聚集而成的一个社群（张江华，2010）。“差序格局”的结构应该包含横向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和纵向刚性的、等级化的“序”（阎云翔，2006）。与带有“差序”特征的社会关系模型相比，这种社会结构模型通过“分布格局”和伸缩性的“圈子”模型，将“圈子”看作更加宏观的“差序格局”模型的组成部分。由此，“差序格局”不但包含了二元意义上的“差序”关系，而且包含了重要的“圈子”格局。 （二）差序格局与社会网络 从乡土社会、工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差序格局”已超越乡土社会成为一个更具普适意义的概念（刘世定，2007）。伴随着互联网浪潮所带来的社交网络革命，个体可以超越传统先赋性的血缘、地缘、亲缘等因素来建立社会关系，个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圈子”已不仅仅是“以某个个体或家庭为中心，依据差序关系所扩展出去并聚集而成的一个社群”（费孝通，1985：13），而有着更丰富的含义。既从微观层面的“关系”视角去理解“差序”，又从宏观层面的社会网络去理解“格局”，也许才是费先生建构“差序格局”概念的本意。因此，有学者引入了社会网络视角，重构当代社会的“圈子”的内涵与边界。廉如鉴（2010）认为所有社会个体的“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整合而成的“整体社会网络”（whole network）才能被称为宏观社会结构，而在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发达，人际关系结构中的圈层性没有传统社会那样鲜明，只能被称为“自我中心网络”。罗家德等（2013）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圈子”是一种组织中的非正式团体，他将“圈子”界定为领导者基于人情法则对部属的差别对待，用“亲亲”有等级的方式组织一群“自己人”，而组织当中的“圈子”是从个人自我中心网发展而来的、规模较小的、边界相对不封闭、有着强连带关系的“利益群体”。张田等（2015）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化研究方法，评估了不同的圈子角色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发现圈子文化对于组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张田、罗家德，2015）。但有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如王维奎（2003）认为圈子是现代行政组织中的恶性非正式组织，是组织中的“利益群体”，对组织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由此看来，工业社会的“圈子”既具备“差序”的特征，又兼有工具性的社会交换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