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3)-033-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3.01.005 一、杜甫道教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唐代是个思想多元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唐代诗人的思想也因此丰富多彩，对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孙昌武先生指出：“唐王朝创立，在社会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三教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即三教经过南北朝数百年的斗争和交流，矛盾的方面进一步缩小，而互补的方面更形突出。结果三者的关系由主要是相互攻击、冲突演变为更加主动地相互摄取和包容，从而三教的融合也成了主导的时代潮流……结果他们普遍地依据个人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和运用佛、道二教，‘周流三教’从而成为一时风气。在文学领域，这一潮流对作家的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并或隐或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1](P471-472)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除了佛教之外，王维亦受到道家、道教思想影响[2](P104-110)。在时代风气的熏染下，杜甫和王维、高适等人一样，其思想亦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色，当然其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结合得更为紧密一些。然而随着后世对杜甫儒家思想的不断推崇和强调，其佛道思想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这对全面认识杜甫思想、了解其思想的复杂性又反过来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其实古人对杜甫思想的复杂性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如宋代张载《岁寒堂诗话》曰：“子美于仙佛皆尝留意。”[3](P472)杨伦《杜诗镜铨》曰：“子美则学佛兼欲学仙。”[4](P918)清夏力恕《杜文贞诗增注自序》甚至说：“少陵诗根柢出入老佛，而孔孟次之。”[5]不过从总体来看，历代注家对杜甫的佛道思想均不甚重视，往往将其作为儒家思想的陪衬和补充。如清人刘凤诰曰：“少陵不学仙，而自有仙气”“少陵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6](P188、189)清末刘熙载《艺概·诗概》甚至说：“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7](P183)刘熙载这一判断虽有偏颇武断之嫌，却对现当代杜甫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甚或有信之不疑、奉为定论者。 闻一多《唐诗杂论》曰： 或许他们初见时，子美本就对于学仙有了兴味，所以一见了“谪仙人”，便引为同调；或许子美的学仙的观念完全是太白的影响。无论如何，子美当时确是做过那一段梦——虽则是很短的一段；说“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说“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码是半真半假的心话。[8](P144-145) 此后，萧涤非先生亦认为道家思想在杜甫思想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只如昙花一现似的转瞬即逝[9](P46)。冯至先生也认为杜甫去王屋山、东蒙山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这在他的一生里只是一段插曲[10](P30)。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针对萧涤非等人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他的佛道信仰是“老而愈笃”[11](P181)。钟来茵《再论杜甫与道教》一文全面驳斥了郭沫若的观点，认为杜甫求仙访道确实是受了李白的影响，《三大礼赋》的核心思想仍是儒家思想，《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主旨仍是讽刺唐玄宗崇道过分，《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虽然用了许多道家术语及典故，但其主旨仍然是儒家的仁政思想[12](P46-53)。学界围绕着杜甫的道教信仰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展开激烈争论，以萧涤非先生为代表的“昙花一现”说和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至死不衰”说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目前“昙花一现”说在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而从杜诗的实际表现来看，“昙花一现”说因缺乏对杜甫思想的全面把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因为杜甫对儒家思想的笃信，便否定和排斥其道教信仰。实际上道教在唐代是国教，位列三教之首。李唐皇室尊崇道教，以老子为祖，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于崇玄馆置玄学博士，诸州置玄学士，学老庄之文以应科考，还曾将老子《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注。在这种时代氛围的熏染下，杜甫崇信道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道家思想在其思想中占据很大比重，并非青年时期短暂的头脑发热，而是伴随其一生，因此对杜甫的道教信仰应该引起重视。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杜甫道教信仰的认识已变得愈发公允全面。如徐希平《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一文指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论杜甫对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不是暂时受李白影响，有如昙花一现，而是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它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不能简单否定。不过郭老未及将道教成分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视作迷信，也未将其与老庄道家思想作区别，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13](P1-12)。谢思炜认为，儒家思想和释道思想在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身上始终是以互补的、互相结合的结构呈现的[14](P78)。张振谦、聂巧平《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分析了杜甫道教思想在其诗歌中的具体表现，指出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5](P357-360)。张思齐认为，杜甫尤其喜好道教，他有道教的信仰，有修道的实践，还熟悉道教的仪轨和法术[16](P74-89)。另据吴真《近二十年日本道教文学研究综述》可知，日本学者关于杜甫与道教关系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如砂山稔《太清·太一与桃源·王母：杜甫与道教的俯瞰》(《亚洲文化的思想与仪礼：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记念论集》，春秋社，2005年)、深泽一幸《杜甫与道教》上下二篇(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第16、第17期，后收入《诗海捞月——唐代宗教文学论集》，王兰、蒋寅译，中华书局，2014年)等[17](P75-81)。可见道教思想作为杜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