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宣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中华文明日本传播史”工作坊(2022年4月23日,北京)。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1-0126-13 一、公元589:欧亚大陆东部的新变化 在经历了公元4世纪开始的五胡十六国至北朝的民族大迁移,秦汉以来的古典帝国分崩离析①。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的开皇九年,隋军分南北两路南下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的大分裂时代。“隋王朝”进入了“隋帝国”,长安中央朝廷以胡汉融合的集权支配政治为基础,开始试图将中国重新整合。隋帝国以复汉魏之旧与重振佛教为两大立国特色,而这两大特色的基础——即是被东亚世界“共享”的汉字、汉籍文明。 隋的“国际关系”,或者说隋帝国与周边诸民族、诸国家的交往,呈现出的新特点在于:在军事力量的对抗上,虽然有强大的突厥一度盘踞在漠北,但是在汉字、汉籍文明层面,欧亚大陆东部不存在可以完全匹敌隋的另一个文明。因而对于朝鲜半岛的国家、日本、安南来说,隋帝国以及此后的唐帝国从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整备自己国家机制(律令)与社会文化(儒教)的唯一学习对象②。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遣隋使国书事件就是在这一大框架下发生的。 此外,隋帝国的内在机制,在诸多层面上继承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本质上隋帝国辐射到东亚文明圈的诸多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都无可非议地打了上深深的贵族制的印记。可以说贵族精神代表了东亚(朝鲜半岛、日本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就决定了隋的东亚世界文明交流的“贵族性”。在精神层面的另一端,延续魏晋南北朝的东亚交往模式,作为起源于天竺的外来宗教的佛教,到了隋代已经呈现出逐渐中国化的大趋势。至少在唐武宗灭佛之前的长安、洛阳,不仅仅是汉文明的中心,也是世界佛教的中心,后者尤其得到了近年来国际佛教史学界的多方印证。这种“双中心”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始于隋代二帝,于唐高宗、武则天以及玄宗时代均达到了巅峰值。 总而言之,在上述特征的隋帝国时代里,整个欧亚大陆东部都更具有“世界性”。然而,在这一“世界性”大原则之下,欧亚东部(包含东亚)的语言(口语)层面上——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口语)共同体”。但是,周秦两汉以来形成的古典文本,构成它们的汉字、汉籍书面语以及背后的话语权力,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推演,至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价值共同体”。即是说,古典的汉字书面语成为中世纪欧亚大陆东部共享的文化遗产,即使不属于汉藏语系的阿尔泰语(突厥政权)也部分纳入了这一“价值共同体”之中。然而,它的引入与使用,却引起了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上的纷争。古典时代的天下观念、君臣(内臣、外臣)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中世纪“国际”文书制度上被表现出来,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二、“大业”与“推古”——遣使制度的建立 相对于以往的遣隋使、遣唐使或者丝绸之路东端的研究,本文希望跳出“人”与“物”单纯空间移动的transportation意味,加上文化传播的communication含义。③“传播”一词的语源是拉丁语
,意为“分享”。“分享”与“单向”意义上的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传播方的信息“反馈”,只有良性的反馈,才会构成良性的循环。下面我们聚焦看看隋代日本的情况。 按照时间轴的发展,严格意义上只有在遣唐使时代,正史上的对应称呼才是“日本”;遣隋使时代,则还是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样的“倭”或者“倭国”。 据2011年公布的仪凤三年(678)百济人《祢军墓志》,其中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句,是出土文献中“日本”二字的最早例证④。然而,下文为了行文方便与统一,称“日本”为多,读者审焉。 关于日本交通中土的情况,《文献通考》有一段很精辟的评价,其有云: 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⑤ 上述文献中,元代马端临所谓的“六朝”,是狭义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宋”指的是天水赵宋。日本在东晋南朝及两宋时代,主要是通过海路进入今天的江苏省范围,进入长江,抵达建康(南京)。 从隋平陈的公元589年,到唐帝国灭亡的公元907年,日本史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的中前期。因此,遣唐(隋)使需要纳于这三百多年的大视野中考察。 日本此时已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日本的上层集团,不满足魏晋南北朝时代零零星星从中国传入高级文化的方式,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简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日文化传播,一个特征是零星,另一个特征是平缓,即并无大的国际性(东亚)政治军事波澜——虽然中国本身处于大分裂与大变动的“华丽暗黑时代”⑥之中。渡过了平缓的公元6世纪中日关系之后,强大的中央集权的隋帝国崛起,短暂的“流星王朝”激起了世界性的巨大涟漪。 当时的欧亚大陆东部世界,处于一种联动的状态之中。比如日本苏我氏与物部氏之争,在隋帝国统一天下前两年(587),苏我马子攻灭了物部守屋;后一年日本派遣使者至百济留学;公元592年的年底,苏我马子拥立女帝推古天皇即位,以其侄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也就是著名的圣德太子,实际上由推古女帝与圣德太子一同执政,开启了日本史的“飞鸟时代”(592-710)。592这一年,是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平陈不久的隋帝国,国内并无大事,该年年底中央系统最大的人事调动即为杨素担任尚书右仆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