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章体制，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文献载体而异。我国从周秦到晋唐，文献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缯帛、纸书的不同，这些载体自身的物理特性和书写条件，总能对文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使之出现相应的变化，而不会总是前后一致、毫无差异。特别是简牍，是纸书出现以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文献载体，从周代一直行用到晋初，绵延千余年。长此以往，文士临笔作文，就形成一种与之相应的写作习惯和思维。不仅如此，其间还存在一种与此相应的文章体制。文章书写在简牍上，和在纸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两个概念。简牍和纸书的最大不同是空间有限，不好纵笔。文士作文，不能像在纸书上那样，可以不考虑文献载体的限制，将全部心力凝聚到构思作品上。每条简牍都只能容一到数行字。在这样的文献载体上著书作文，势必对书籍编排、制作，文章体制、内容、风格产生约束。但这个问题，只有在纸张替代简牍前的汉到晋初才有讨论的价值。此后由于纸张普及，作文长短不再受限制，修改润色也可随时进行，上述问题不复存在。因而本文将汉魏晋初作为一个时段，就期间的简牍使用和文章体制做一探讨。 和本文有关联的成果，史学方面，有张显成、胡平生、程鹏万、赵彦昌等学者的论著，对简牍文书修治、编联等做了专深的研究，赋予本文以重要启示，构成研究的基础。文学研究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查屏球的《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文中提出，汉魏晋初文章均写于简册，存在着简册写作的思维方式，这是极有见识的。但该文重在纸简替代给文学带来的新变，本文则重在替代之前的文章规制，这是新意所在。 一、简与牍的使用分工及书写规制 南宋学者陈昉撰写的子部杂家类著作《颍川语小》卷上提到一事，颇可注意：“史家罕载简牍之语。《赵壹传》有皇甫规与壹书，其略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其往复辞语，稍近于今，亦可见东汉时简牍体制也。”①明确提出东汉文章存在简牍体制，甚为有见。陈昉所论基于东汉尺牍，但实际上，不仅东汉尺牍受简牍的限制，存在一种简牍体制，就是整个汉魏晋初文章都存在简牍体制。 从他的话分析，简牍体制不是指书于竹简的简册之文，而是指书于木牍的短文体制，包括体裁选用、篇幅长短、文章结构、排版书写等项，偏向于指单执的木牍，不指编联的竹木简册，基于尺牍立论但又不限于尺牍，而应包括周秦汉魏各种书于木牍的短文。木牍形制虽然各个时期并无统一的规制，但特别适合于书写短文，这一点是非常一致的。每版所书之字，随木牍的宽窄长短而不同。据学界研究，牍之容字，一二行、五七行、九十行的都有。最多的如尹湾汉简YM6D26，有26行，在出土简牍中算是行数最多的了。每牍所容之字，从数十字到数百字、千余字的都有。但容字数百或千余的牍都过于长大笨重，不便翻阅携带，也都不是常态，所以一般仍用轻薄的小简，每版仅写字数行，容字几十到二百左右，其中又以数十字到百余字为多见，这是汉代木牍在行文和排版上的一般规制。这已为史学研究所反复证明。② 汉魏晋初文章简牍体制形成的基础，是简、牍、策三种书写工具的使用分工。据杜预《春秋左传序》《仪礼注疏》卷一三及《汉书》颜师古注、《演繁露》卷一三，简即竹简，形制狭长，根据书籍性质分为不同的尺寸，以便辨别。最长的二尺四寸，用于写经。其次一尺二寸，用于写传注、奏疏。最短的仅六寸，用于撰写子书及民间文书等，无论长短，多数都只能容一二行字。③牍则为方形木板，周代称方，汉魏分化出牍、札、牒、椠、觚等品种，版面要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外形轻、薄、细、小，一般不编联成册，用于书写短文，便于随身携带，灵活使用，故而汉魏间，写作单文，用得最多的是单执的木牍。策则系编缀众简而成的书籍册页，乃众简编联之名，字满百乃书之，不然则否。简一枚只能书字一二行，容不下长文，故而将长文和著述书于策，谓之策书或册书。由此，周秦汉魏文书编撰，形成书于牍和书于策两种不同的记事规制：凡数行可尽之短文，如诏令、尺牍、箴颂、铭赞、檄文，书于牍。牍所不容的长文、经解及子书，书于策。每牍写字多少行，视文书性质、简牍长短、字体大小而定。经书是每版九、七或五行，书信或奏牍则八到十行，最少的仅二行。《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序》载，汉光武帝建武中以手书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百字以上，这是普通信件格式，较之经书要随意。秦汉时，凡内容简短，一板可尽，皆不假连编之策，只有字多才书策。总的规律是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字少则书方，字多则书策，这种根据简牍容字多少而做出的自然分工，就为短文盛行、长篇冷寂创造了条件。 简牍文跟纸书的不同在于，它是由单一的竹简、木牍编联的。若想制作成书，那就要用编绳串联，一旦编好就不方便增减字数，如要增删，必须削治、添改。无论经书、传注还是史籍、子书，书写格式都是每书若干篇，每篇若干简，每简若干字，用简数和书字数都是固定的，难更改的。若要增删字句，那就必然导致简牍数量的增减，而这又会引起文章内容、篇目、编次的变化。不像纸书，即使是卷轴装，每卷也有数百行，还有天头地脚，为文字增损提供方便。后起的蝴蝶装、包背装还分出单独的页面，每页各有十多行甚至二十余行，简牍没有这些便利，一旦编好就不便更改，除非拆开插入或重编册页。如果书籍、文章脱简一条，文本就会少掉25字，反之亦然。修改文章也是如此，文字每增减一行，竹简都要增减一条。无论校勘还是修改，字数的增减都意味着简牍的重编，这是相当麻烦的。而书写的错误或文字的修改又会导致对简片的刮削，重写，谓之笔削。为了刮削简牍，还须携带刀子，备有编绳，这也带来不方便。因而秦汉魏晋古人对于经书都不敢略事增损，对于著述一事态度极为审慎，不敢轻易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