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热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攀升，非遗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人文及社会科学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相对清晰的前提下，非遗研究可能还需要兼具深度和反思性的理论方法，既能彰显其与当代社会文化生活高度相关的学科本位和特质，又能为学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国际遗产学研究自二战后勃兴以来，已经从传统的技术性遗产管理和实践的单一性维度，逐渐扩展为将遗产视作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整体性视野，并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逐渐形成了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这一新的术语和研究范式。①作为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人员，似有必要重视国际遗产学研究中的范式转向。 现代意义上的遗产概念肇始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化过程②，但其勃兴并形成专业的学术话语和实践，则是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③。根据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的研究，虽然遗产的历史十分久远，但英语世界对于遗产概念的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1985年出版的《往昔即异域》一书在理论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④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遗产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资源的功能逐渐显现，各学科均高度关注社区(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特别是不同社区利用遗产和文化记忆使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合法化，及其与国家主流文化叙事之间的调适、协商乃至冲突的现实和文化过程。⑤在近几十年全球遗产化进程中，来自社区内外的反思性维度也在事实上催生出丰富而多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后果，促使遗产研究者不得不采取更加审慎、批判的眼光，对遗产与特定社区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展开考察。⑥在上述质疑声中，国际遗产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理论范式上的批判转向，即通过分析遗产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联来反思固有的遗产话语及实践。 对于遗产研究的批判转向，中国学界若干同仁已有所关注，如龚浩群、张青仁、朱煜杰、张朝枝等⑦，苏小燕等也翻译并出版了史密斯的代表作《遗产利用》一书，近年来通过的数篇学位论文也不同程度地征引了相关理论成果。⑧此外，在中国学者的推动下，批判遗产研究联合会第四届大会也于2018年9月在浙江大学召开。⑨但就总体而言，中国非遗学界对于批判遗产研究这一新范式的讨论仍相当有限。究其原因，部分可能是因为批判遗产研究者并未有意区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但主要应归结于民俗学界在非遗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偏爱并肯定非遗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对非遗保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持批判性意见。⑩当前国内非遗研究中的批判性视野多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虽然其中不乏深刻而有见地的分析和建议，但这种从个案到个案的讨论在理论上很难扩展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系统性考察。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批判遗产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展开的学术反思，难以在更多中国同行中找到共鸣。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宏观把握批判遗产研究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勾勒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遗产化进程中推动其发展的相关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同时结合其代表性学者的学术史书写及主体性阐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这一范式转向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一、批判遗产研究的历史前提 在批判遗产研究代表性学者史密斯看来，世界上本不存在“遗产”这种事物，只有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霸权式遗产话语。它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致使西式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得以遍布全球并居于主导。(11)遗产并非天然特指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美学价值的纪念碑、遗址或遗迹。究其本质，遗产应当被视作一种文化实践，“涉及一系列价值和理解的建构及规范化过程”(12)。但是，这种借助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所打造的话语，本质上属于一种霸权式的“权威性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即通过庞大的国家文化制度和保护机构对人们的实践方式加以规范，并进一步利用那些具有纪念性、历史性的遗址或文物来建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以此作为论证民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伟大成就的重要基础。(13)这种遗产观当然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需要回到西方遗产观念的社会和文化源头。 众所周知，遗产的观念最早于19世纪在欧洲获得普遍认可，订立了相对成熟的保护准则，并随着殖民主义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行。现代遗产观的诞生地是西欧，具体的背景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欧洲对于理性和客观性的崇尚，取代了中世纪以来以宗教为中心的认知体系。同时，工业革命及其与之相伴相生的城镇化进程，也打破了人们在社会和地域上的安全感，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历史观和领土、主权观。正是在这个“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建构社会关系”(14)的时期，民族-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成为显性的叙事话语以及凝聚人群和建构地域认同的纽带。也正是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背景中，遗产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概念诞生了。(15)在这一时期，由进化论所倡导的进步观念，进一步为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殖民化进程又使得种族发展和文化认同成为与血统论密切联系的新话语，欧洲人也据此认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科技和文化的最高成就。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科学与理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欧洲在文化和技术上的进步与社会认同、种族优越感的论调被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上述过程所导致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后果，便是那种认为欧洲就是现代的说法，也即欧洲代表了人类文化和社会进化的顶峰。(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