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18日—7月4日,梅蘭芳訪美。這次歷史事件既是中美“京劇外交”的實踐①,又是“中學西傳”的起點,對16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的西化大潮做出了中國回應,提供了中國文化在地化的重要機會。② 但是,有關梅蘭芳訪美的主流人物梅蘭芳、主流事件京劇表演、主流地點紐約百老匯的研究,已經出現瓶頸,主要原因在於,主流文獻或“主文本”缺乏。第一,主流人物梅蘭芳自己不寫日記,儘管1950年開始整理出版梅蘭芳的口述史《舞臺生活四十年:梅蘭芳回憶錄》,但不曾提及訪美的具體經歷;第二,梅蘭芳第三位弟子兼秘書李斐叔隨梅蘭芳訪美,對訪美行程做了詳盡的記錄,但公開發表的日記停止在梅蘭芳結束訪問紐約前的1930年3月26日;③第三,梅蘭芳訪美的主要推手齊如山回憶錄《梅蘭芳遊美記》,非常珍貴,但不夠細化,也不夠全面客觀,且已被衆多學者深入和廣泛地引用與研究;第四,雖然梅蘭芳訪美的一大功臣張彭春日記被發現,但涵蓋1924-1936年的日記中,唯獨少了梅蘭芳訪美的1930年;④第五,梅蘭芳家族成員所編輯的通信集、回憶錄和文章等很有價值,但有些是二手記錄,有些不夠系統,並不適用於梅蘭芳的訪美研究。⑤ 於是,筆者的資料搜集向“邊緣化”的美國英文報紙延伸,尤其是地方報刊。大致而言,美國報紙可分三大類:一是梅蘭芳在美六大演出城市的主要地方大報,包括四十餘篇《紐約時報》、近十篇《華盛頓郵報》、廿篇《芝加哥論壇報》、廿一篇《舊金山考察者》、近六十篇《洛杉磯時報》《好萊塢公民日報》,還有近四十篇《檀香山廣告報》《檀香山明星報》等;二是包括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檀香山在内的六大演出城市地方小報的近百篇報道;三是梅蘭芳未曾訪問演出過的美國廿九個州的地方報紙,發表了數百條新聞報道,涵蓋偏僻“邊緣”的蒙他那、懷俄明、內布拉斯加等,遗包括當時尚未成爲美國一州的阿拉斯加,甚至加拿大和英国的媒體都有報道,⑥僅此可見梅蘭芳的影響確實覆蓋大半個美國和大半个北美洲。 本文之所以借重於美國的地方報刊,目的是希望推動“邊緣學”(Margination Studies)成爲一門新學科。所謂邊緣學,是指通過邊緣事件、邊緣人物、邊緣地點、邊緣時代、邊緣文獻、邊緣視角的透視,豐富和補充主流人物和主體事件,並證實或證僞一些歷史的現象。具體到梅蘭芳訪美研究,既要使用不同於當事人回憶的邊緣化文獻資料或“副文本”(paratext)⑦,如1930年美國的地方英文報紙;又要研究相對於主流人物的邊緣人物,包括著名新聞記者梅其駒和梅劇主持人/報幕員楊秀;更要挖掘相對於主流事件的邊緣事件,类似張彭春四次演講、日本筒井劇團演出等。通過收集、整理、分析、評價這些地方小報的邊緣信息,不僅能從“橫看成嶺”的主文本中尋找“側看成峰”的副文本,也能起到以邊緣“之石”攻主流“之玉”的效能,還能使人物事件的“骨骼勾勒”更加豐滿,有助於拾遺補缺、糾偏謬誤,填補梅蘭芳訪美的一些空白和關鍵信息。 一 邊緣事件(上):張彭春的四次演講 梅蘭芳訪美演出的總導演是張彭春。1924年,張彭春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清華學校和南開大學擔任教職和行政職務。由于張彭春的“爲人不是功利主義者,也不喜歡自我宣傳,所以回國後,沒有寫回憶文章,衹是在評論集裏寫過簡短的英文序言”⑧,但一些美國地方報刊的報道卻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 從相關報道看,張彭春先後發表過四次演講。第一次演講是在1930年5月18曰。當時張彭春在洛杉磯“週五上午俱樂部”發表午餐演講,介紹中國京劇舞臺藝術。媒體稱他所掌握的英文技能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張彭春在演講開始,就嚴厲譴責被美國社會所普遍接受的中國戲劇《黃馬褂》。⑨張充滿揶揄地說,在波士頓這座具有美國“精神和心靈狀態”的名城,竟然將《黃馬褂》這部中國戲劇捧爲所謂的中國藝術;其實,這部戲劇缺乏中國戲劇的真實性,而真正的中國戲劇藝術就是今天梅蘭芳帶來的中國國粹。⑩ 這種鋪墊和行銷策略非常精到,旨在先告訴美國人,你們推崇的中國戲劇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藝術,類似唐人街中餐館熱賣的雜碎和幸運簽餅等,在上海的中餐館根本找不到;然後,促使美國聽衆處於一種心理劣勢,激發對正宗中國戲劇的興趣。最後,張彭春就很自然地推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梅蘭芳。這是一種完美的鋪墊、比較與文化營銷,估計張彭春一定深知美國式的文化推銷術。 張彭春在演講中強調,我們的中國戲劇並不像這部《黃馬褂》所表達的如此“天真幼稚和愚蠢”,在歐洲,此劇被認爲是中國舞臺的“怪誕劇和滑稽劇”,有點類似今天的美國好萊塢醜化和固化中國的人物形象一樣。作爲對比,他指出,梅蘭芳給大家呈現的“不是戲劇和歌劇,也不是啞劇,而是一種綜合藝術”。同時,梅蘭芳京劇不是表現簡單的“象徵主義”,也不是展示“模式主義”,而是建立在審美主體之上,“將現實主義剝離出戲劇之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京劇。今天,歐洲反對現實主義潮流和全世界復興經典戲劇的趨勢,正好爲中國梅蘭芳的成功打開了通道”。張彭春還強調,“模式主義並不傾向於摧毁演員的個人主義,因爲每個表演存在各種不同的表演方式,並由此帶來舞臺和戲劇的多元和輝煌”。(11)由此可見,張在辯證批評美國式偏見與無知的同時,也在表達中國式包容與和而不同的氣度。 張彭春的第二次演講發生在1930年6月22日下午。他在夏威夷檀香山藝術學院向七百多位聽衆發表演講,梅蘭芳也在場。張認爲,“中國戲劇的突出特點是把自然的姿態變成了風格化的模式,並以最藝術的方式執行這種模式”。他指出:“中國戲劇不是攝影,不是簡單的象徵主義,而是以現實觀察和精美實施爲基礎的風格化模式主義。”同時,張彭春還簡要追溯了中國戲劇的歷史,解釋了如何將唱念做打、舞蹈啞劇、雜耍動作等“焊接成一種藝術”。(12)張彭春在演講中,還說明了什麽是“擴展的表現主義”,並強調一個演員達到綫條節奏和姿勢平衡的重要,因爲衹有這樣,纔能使每個姿態成爲一種舞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