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23.01.006 [文章编号]1003-7411(2023)01-0072-(14) 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抬头的今天，开展多方位、高质量的区域合作成为破解当前人类社会困境的关键路径之一。东亚地区①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其发展不仅关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更关乎全球的未来走向。一方面，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一系列区域经贸合作机制的落地生效，将使作为“轮轴国家”的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价值链也将得到进一步重构，[1]这为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共赢创造了有利的经济基础。不仅止于此，东亚地区成功的经贸合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其他区域避免零和博弈思维、走向深层次互利互信提供良好示范，助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发展重回正轨。 另一方面，大国聚集与干预、域内国家诉求差异大、热点问题多(如领土争端、产业竞争、民族主义、核问题等)和缺乏全面覆盖的安全合作机制是东亚地区的重要特点。[2]在区域经贸往来日益成熟的同时，政治与安全议题受制于上述因素，仍然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短板。当然，理论省思和经验事实都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和处理政治、经济及安全议题，它们的产生、演化都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更进一步说，现实中的个体、群体乃至国家，从观念到具体行为，无不受到历史和文化质素的深层影响。正如韦伯所提醒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行动者主观层面的动机和意义才会具有解释力，[3]因此，认真检视中日韩三国自古至今的文明发展史，辨析三国之间文化的异同，能够促使我们形成更为理性全面的思维，从而助力东亚地区持久稳定与发展。 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区域共同体研究关注如何将区域内历史文化各具差异的各国融为一种统一的区域性文明体，从东亚这一区域来看，即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问题。既有的东亚人文共同体研究多着眼于理论剖析、现实功用等方面，且论述常常附属于政治、经济及安全议题，尚缺乏比较系统的、带自足意味的历史文化视角的阐释。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人文”关注的核心是人类活动的价值与意义，不同于社会科学关心人类活动的功能(functions)与功效(effects)，[4]但就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这一议题来讲，这两者也不是完全截然二分的。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常需要参考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目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5]思考。另外，“人文”不是悬置的、私人性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而是包含了直面现实而产生的系统性思考(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这就不得不与公共性及政治发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常常是以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方式来达成。在此意义上，本文在论及“人文共同体”时，将既不采纳无视政治的“纯人文”视角，也不采用将人文从属于政治的视角，而是以“人文”为焦点，兼顾人文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本文将重点回答如下问题：首先，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其次，从中日韩三国的文明发展史来看，是否存在影响三国构建人文共同体的关键性历史问题和文化质素，其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各有哪些?最后，如何更好发挥积极因素的正面效应，并消除负面因素或将其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即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有哪些? 一、中国发展、东亚合作与东西互鉴：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必要性 面对处在变迁之中、前景尚不明朗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地区唯有以合作共赢而非冲突对抗的思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一条有效破解“东亚悲剧”②的区域发展之道。从二战后中日韩发展的历程看，三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一不是利用了相对稳定和友好的国际空间，有效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成功落实了“发展型政府”所制定的赶超战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东亚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先前国与国之间形成的某些互动均衡被打破，一些既有的互动模式逐步失去效力，而部分潜伏的因素浮出并产生影响，如何寻求新形势下的互利合作共赢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自特朗普政府基于“301调查”结果发动大规模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采取关税战、出口管制、技术制裁等各类手段，意图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维持自身全球政治经济霸权地位。[6]面对复杂且长期的中美摩擦，寻求东亚区域合作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的有效路径，甚至是关键突破口。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能够为中国国家发展提供有效的区域文化支撑，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提升国家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对日韩而言，构建高质量、深层次互信的东亚区域合作来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文化共识正是深度合作的重要基石。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处于较为严峻的瓶颈期，一边是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中日韩三国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产业结构的互嵌达到了新的阶段；另一边则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叠加，使区域政治安全互信遭受严重冲击，三国间外交关系出现严重波动，一度跌入多年来的冰点。因此，从文化这个相对去意识形态化、温和柔性的角度切入，或许是缓解区域依存度增强与区域内互信危机之间张力的有效方案之一。另外，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东亚地区如果能在明晰区域文化内核和域内各国历史文化异同的基础上，制定与区域政治经济环境相匹配的文化治理政策并付诸实施，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文化治理迟滞”现象，[7]推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平衡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