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一直被认为甚至自诩是中国当代作家里说话最“绕”的一位，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绕”是由“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①。而如何才能真正说清楚？这种知识分子超越日常的“说清楚”要通过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实现？这显然就不仅仅是某种小说的故事手法或话语逻辑了，而是应该还包含了具有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模式等。由此来看刘震云，他的“绕”所体现的也就不仅仅是其诙谐的话术、结构的匠心，也表现在其对于戏仿、反讽等现代主义修辞的改造变形上。尽管这种趣味是刘震云差不多始终如一的本色，但《我不是潘金莲》作为新世纪刘震云在叙事上实验性质浓厚的作品，其中对于“戏仿”修辞的使用尤其体现了刘震云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写作理念。 一、结构倒错与文本调性拼贴 戏仿(Parody)又称谐仿，一般指某一作品对另一作品具有某种调侃或游戏意味的借用。不过按照约翰·邓普在《论滑稽模仿》中借用的以及自己的定义来看，“滑稽讽刺剧特指模仿严肃事物或严肃文体的创作，由于其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而使人发笑”，具体到“滑稽模仿(Travesty)”，则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手法处理某部作品的庄重题材，使其成为降格的滑稽讽刺作品”，而谐仿文(Parody)作为滑稽讽刺作品的一类，则是“以升格的方式滑稽地模仿某一作品(或作者)，将这一作品(或作者)的风格移植到较为低贱的主题上”②。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可谓历史悠久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核心的要素应该是在其特有的“滑稽”“讽刺”以及解构某种“庄重”或“严肃”等上。所以，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模仿特有的“滑稽”乃至“讽刺”品质，戏仿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书写主体崇高性消解的最主要方式，一直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写实”两个创作群体最喜爱的表现方式之一。而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恰好同时荣列这两个群体的刘震云，对戏仿的使用便一直是突出并且充满创造性的。21世纪以前，在刘震云最重要的小说文本中，戏仿一直是其最主要的修辞策略，甚至可以说，《故乡》系列所带来的戏仿修辞盛宴，简直就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戏仿修辞使用的一个高峰。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以不足20万字的体量将戏仿的功能又进一步予以大力推进和创新。如果说《故乡》系列主要体现了刘震云经典戏仿的大师级的娴熟的话，那么《我不是潘金莲》则以侧重于经典戏仿与后现代主义戏仿的杂糅，开辟了一条独具新意的戏仿之路。 由俄国形式主义推许且大成的现代主义戏仿，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巴赫金，将其由一种陌生化的修辞技法提高为反映世界本质的理论话语，这是对堂·吉诃德似的古典主义戏仿的视域拓展。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戏仿，则是更加提倡对原有的同一性系统的分解，以达成意义的延异。因此戏仿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人将批判娱乐化，以及避免明确理性构筑的心态”③。到刘震云这里，为了保有作品一贯的调性风格，驱散原本严肃、庄重的政治中心主题，生成晦涩之上的圆融，《我不是潘金莲》在整个文本的多个写作元素中都渗透了戏仿，达成了一种包含无限相对意义的、仿如精神病的疯狂，这种激烈的自我消费形成了利奥塔所说的对预先定下的历史规则的反叛。像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摩莉之于《芬尼根守灵夜》和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的摩西先知之于《旧约》，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以董超、薛霸、潘金莲、小白菜等名字称呼首先达成了对历史文本的印象拼贴，之后董宪法、王公道等现代姓氏的乱入又以一种原始近乎稚嫩的话语形式戏仿了一种乡土原生的文本风格。一种调性与调性的拼凑之外，他甚至进行了一种文体内部自我的戏仿，以达成逻辑、文体的秩序解构。小说一开头，是李雪莲到王公道处求其帮忙，手持礼物，向其解释两人弯弯绕绕、莫须有的亲戚关系，之后这一篇章直接在第二部分得到了完整的模仿，而这种布局的“顶针”由于其政治、逻辑和人物关系的变化，实则变成了一种戏拟，即两人社会身份约定俗成的强弱设置与其言行表现的倒错，形成了对原有情节的变形。但是这种戏拟在滑稽幽默的阅读效果之外带来的并不是降格，而是对原有的调性破坏之后重新构成的符号体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统摄全文的特殊解构，而非单纯的同一系统内部的格调转换。 在结构上，《我不是潘金莲》达成了一种戏仿的叠层深入。“序章”的17万字对比作为“正文”的区区1万字，已经表现出作者进行翻转颠覆、延异小说旨归的叙事野心，而最后的史为民对李雪莲上访行为的创造性还原，体现的则不仅是一种属于中国社会的生存智慧，更是达成了对原有的本已拥有极大消解性的、作为戏仿行为的李雪莲上访事件的“再戏仿”。面对冤屈，两人的应对之道完全相异，在结构上和义理上都互相解构，互为犄角以及互文的间性表征非常清晰。“两者之间形成互补之势，一个始终纠结于旧事，孜孜以求，生命几乎耗尽；一个却放下不平之气，转而从世俗生活中体味舒适温暖的人生滋味。前者看重的，正是后者看淡的，前者所失，正是后者所得。史为民的故事在结构上作为正文存在的意义自然彰显。”④李雪莲的上访行为虽然错综复杂，其间又交缠着人情伦理与政治逻格斯的混乱效应，但是其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权力秩序的目的方向尚属清晰。而因李雪莲上访葬送政治前途的史为民，对李雪莲的上访行为的戏仿则没那么简单，因为他在使得对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文化、批判的思想得以深化的同时，又外延出了更丰富的哲学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