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阅读接受，包括文学评论、研究和大众读者阅读等方面。这些方面，既有文学史的意义，也有社会史的意义。从他故世(1992)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路遥，尤其是像他这种把触角从文学深触到大众化的社会问题(即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上升)的作家，就很难不二者兼及。也由于如此，社会史急剧起伏，也带动了文学史的起伏，路遥的“评价史”，就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学界从热评到趋冷 1982年底，路遥中篇《人生》甫一问世，就好评如潮。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梁永安同年10月7日发在《文汇报》上的《可喜的农村新人——也谈高加林》、曹锦清的《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邱明正的《赞巧珍》等三篇文章。①更具职业批评家特点的蔡翔的《高加林和巧珍》、雷达的《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陈骏涛的《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白烨的《执著而严肃的艺术追求》、王愚的《在交叉地带耕耘》、李劼的《高加林论》、李星的《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曹增渝和梅蕙兰的《人生之旅与人性之梦》等接连跟进，由此形成对这位青年作家的“热捧效应”②。在那个年代，一个作家想不在这个语境中出名都很难。这一轰动效应，正像一部文学史教材追述的：“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恐为“瞭望”笔误)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③ 不过，今天的人们终于意识到，1980年代文学界都“无意识地”把所有“社会问题”聚焦为“知识分子问题”这一中心，对一切奉行“拿来主义”。他们“赞巧珍”，无非是拿她的“牺牲”来衬托高加林个人奋斗的“悲剧”。这里，只有高加林的主体性，而无巧珍的主体性。或说后者的“主体性”是为前者的“主体性”服务的。与巧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通人的“社会问题”，在1980年代文学中，实际是一个认识的“死角”。当然，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去理解，1990年代的“打工问题”还没有出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知识，直到十年后才介入其中，然而，这并非是回避批评责任的理由。 梁永安说：“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从黄土高原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这个艺术形象的出现，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④雷达说，“《人生》的中心内容，是描绘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性格和悲剧性的人生追求。不过，这是一出明丽的悲剧，是在积极的社会主义生活背景下的发人深思的悲剧”，“新时期的悲剧作品该是什么样子，《人生》以创作实绩进行了勇敢的探索”。⑤李劼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当代青年的形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许多青年诗作里可以看到高加林的胚胎。当人们谛听着那一支支或深沉明快、或哀婉或缠绵、或雄浑或宁静的旋律时，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年轻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们有过孤寂，有过迷惘，然而他们在追求，在奋斗，因为他们自信。”⑥很显然，评论家在积极肯定高加林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的时候，字里行间，也纳入了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挫折、苦闷和奋斗经历。他们愿意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把这些“抽象的影子”，投射到作家作品之中。这种“双向循环”，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对“青年问题”的代表性评价。这一“时代主旋律”，很容易就压倒了王愚的关于“作家对这个人物又寄予过多的同情，这样一来，不仅在道德上多少开脱了高加林”⑦，以及，李星的高加林形象是“因其广泛的生活概括力、丰富又深刻的性格内涵受到了普遍的好评”，而他“多质”和“许多矛盾”的形象，则未被人注意的等等，⑧实际不太及时的提醒。 ——在文学史的过过往往中，像这种一方克服另一方，阴差阳错纠缠在一起、撕扯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直到许多年，才被人们看清楚前因后果，但已无法补救的现象，是层出不穷的——今天也没必要为之遗憾。 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文学的“八五转折”，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发表受挫，他被抛到当代文学的主轨道外，逐渐“被遗忘”等诸多原因，直接导致了路遥阅读接受的大幅度地起伏。1986年至1989年的四年间，刊物只发表了李勇的《路遥论》、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李星的《无法回避的选择》、王愚的《直接经历着历史的人们》、常智奇的《在苦难意识中战士人的内在性》5篇文章，不及前一阶段文章的一半。这种文学界的“趋冷”现象，给人深刻的印象。它显然在提醒，当时已是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一统天下”，像路遥这种现实主义作家，已被认为“过时”“过气”，不足为道。这也可以看到，路遥和他的小说，这时候已经、也事实上从“文学史”中“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