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故事抒情作诗” 抒情性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诗学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把自己的创作体认为以叙事的方式进行抒情，恰如《水云》中所自我指涉的那样：“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①这种体认也延续到中晚年，比如沈从文1950年的自述：“作品中不论改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通过头脑，都一例成为抒情诗气氛。”②到了1981年对自己毕生创作的“共同特征”进行总结时，也讲到自己的“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③。一方面沈从文把“抒情诗”气氛相对归结于乡土性作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中渗透的是“淡淡的孤独悲哀”的意绪，也意味着沈从文对自己抒情风格独异性的进一步辨识。而“‘悲悯’感”触及的则是“孤独悲哀”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内里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抒情诗”由此成为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一种整体性体认，各种各样的文类都堪称是沈从文达致抒情的途径。 尽管沈从文也多次提及创作中叙事的重要性④，但他对叙事的本体性的认识可能略显不足，叙事在他那里最终依然服从于“抒情”。在抒情观念达到高峰的《抽象的抒情》一文中，沈从文甚至认为“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表现“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⑤抒情成为了语言文字的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规定性。因此，沈从文小说中的故事理念和叙事流程可能依旧要服从于更高的抒情性原则。 王德威曾经把现代中国的“抒情”议题纳入到“抒情传统”加以探讨，指出“‘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⑥。他对沈从文的讨论，就带入的是“有情的历史”以及“抒情传统”的大叙事。⑦也有研究者认为： 废名(当然还应该算上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体，将建立在中国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抒情性”，转移到散文(小说)之中，将“田园风格”转移到“都市叙事”之中。就此而言，他们的小说，就是在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开始向“叙事”转移这一局势相对抗。⑧ 对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在与“向‘叙事’转移这一局势相对抗”的强调既有洞见，同时也许忽略的是沈从文的创作本来就是这一“叙事”洪流的一部分。而如果从抒情性谱系内部进行考察，也仍有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分梳。抒情性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复杂与矛盾的力量，既催生挽歌的情怀，也内涵批判的向度，正像高友工在《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一文中所说，抒情自我之境与现实世界间有必然冲突。⑨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灌注的抒情性最终就表现为田园视景与外部历史世界之间的冲突，进而有可能颠覆了抒情自足性。正如高友工在讨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两部小说“在许多层次上实为二充满矛盾之作。但这些矛盾中，最具威胁性的莫过于对抒情境界有效性的基本怀疑”⑩，启迪我们思索抒情性自身所隐含的自我怀疑的力量。沈从文之所以在进入1940年代之后大大减少了对乡土抒情诗的描画，(11)而转入个体生命的“‘哲学的’象征的抒情”(12)，或许也因为他逐渐意识到了乡土抒情的局限性以及湘西田园牧歌最终之不可能性。 但当文学史家把抒情性视为沈从文的突出贡献的时候，不能忽视的是：即使就叙事传统而言，沈从文也同样成就卓著，毕竟他在文坛也同时赢得了“说故事的人”的称号。(13)叙事性也是他的小说同样特出的诗学素质，因此进入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就有另一种路径：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叙事因素与抒情因素到底呈现出的是怎样的关联性？两者是一种悖论甚至所谓对抗的关系吗？还是一种一体化的图景？ 本文试图聚焦沈从文前期的小说创作，考察叙事与抒情一体化的小说内景是如何生成的，进而揭示沈从文小说的诗学意涵。而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眼，会发现沈从文毕生所强调的“抒情性”正是在前期小说中就获得了独异而非凡的呈现，更重要的是，这种抒情性是与沈从文对叙事的思考关联在一起的，而并非遵循一个先有抒情意绪然后附着于小说中的故事；或者先学习讲故事，然后在叙事中渗入抒情因素这样截然二分的逻辑。因此，本文的讨论，也并非强调叙事与抒情的均衡性或者并存性，而试图论析两者在小说诗学意义上的一体性。 二、“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 讨论沈从文的小说诗学，无法与他对都市与湘西两个世界的认知分离开来。从题材选择的角度看，都市境遇和湘西记忆的比例大体均衡。如果说沈从文的都市书写更具有标识性的诗学风格是讽喻性，(14)而书写湘西则大体上是以抒情性为主导诗学模式。当然无论是讽喻还是抒情，都必须结合小说叙事加以考量。 1923年沈从文走出湘西，直到1934年1月才第一次返乡。在十年多的离乡生涯中，故乡只存留于沈从文的记忆中。本文因此策略性地把沈从文返乡之前的湘西书写，笼统地称为前期，以区别于返乡后的小说创作。而前期湘西书写中的抒情性，或许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沈从文对故乡的一种总体性的追溯与回忆姿态。(15)这种姿态或许一直延续到《边城》的创作中。(16)关于这种姿态，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有一段精彩的描摹： (《边城》)标志着他已走到了写作的“分界线”，是他离开湘西十年来写的最后一部作品。……湘西勾引起他一连串的回忆：他少年时代一见钟情的那位姑娘，一位正在热恋的士兵朋友，在边城清澈流水中摆渡的渡船……这样的湘西并不是沈的家乡凤凰，而是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他曾经居住过一段时期的陌生的湘川边界地区。(17) 沈从文前期的湘西题材小说，除了对童年往事的状写，多仰赖于自己的行伍生涯。因此，金介甫所谓“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堪称道出了前期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一是多以士兵的眼光和认知来呈现湘西视野，也印证了当兵经历在沈从文早期经验中的特殊位置。其二是回忆中生成的时空的双重距离，使湘西化为一种“模糊远景”。而沈从文侧重钩沉的也大都不是关于故乡凤凰的记忆，而是自己“曾经居住过一段时期的陌生的湘川边界地区”，而军旅生涯换防和驻扎过的地方对沈从文来说也是“陌生”的，这种陌生化效应对于沈从文前期小说中抒情诗学的生成，堪称意义重大。而即使对于真正的故乡，在时空阻隔之后，也同样会生成审美距离乃至“异乡”情调，正如王德威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