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鲁迅杂文的内容和形式，讨论鲁迅主体意识中的过客意识与杂文写作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学界一般认为，鲁迅对过客意识的表达集中出现在《野草》里的《过客》中，鲁迅以过客自况，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上，鲁迅的过客意识更为复杂而深刻地表现在杂文写作中，他在自编杂文集的序跋里所表露的反抗绝望以及祈求速朽而又不甘朽腐的意识，都与过客意识密切相关。杂文背后的鲁迅其实是一个唯恐把握不住中国现代社会充满刺激的瞬间、跟不上现代社会节奏的作者，他穿行在现代社会生产过剩的话语洪流中，寻找着尚未被话语拓殖的荆棘之地。因此，过客意识构成了理解鲁迅杂文写作背后的主体意识的一个关键节点。 鲁迅曾在两个自编文集《坟》《且介亭杂文》的序跋中使用“杂文”一词指称自己的文章，而且都显现了反抗绝望的过客意识。首先，两处“杂文”的使用颇有相似之处，如《坟·题记》称“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①，而《写在〈坟〉后面》呼应以“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②，这和《且介亭杂文》序言所谓“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③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在集子所收文章体式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杂文”一词。从《坟》的序跋到《且介亭杂文》的序，时间相差近十年，而鲁迅的文体意识似乎前后相仍，确乎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认为鲁迅在写作《坟》的序跋时已产生杂文自觉之类的意识。实际上，鲁迅在《坟》的序跋中的确单纯在文章体式的意义上说《坟》是文章的杂集，《写在〈坟〉后面》谓“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④，即明确表示“杂文”是相对于“小说杂感”而言的体式不一的文章。在鲁迅的这种对举中，《呐喊》《彷徨》收录的是体式相对统一的小说，《热风》《华盖集》收入的是体式相对统一的杂感，而《坟》里面则是体式不一的杂文。但在《且介亭杂文》的序中，鲁迅开篇写“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⑤，则不仅提供了言说杂文的具体语境，而且以引号的方式确认了杂文的文体性质，即杂文已经不仅仅是体式不一的文章，更是一种被放置在引号里、需要专门的研究的对象，它是自成一体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写《且介亭杂文》的序时，因为不得不应对当时文坛对杂文的敌视⑥，终于在文体意识上产生了对杂文的自觉。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回溯，将《坟》追认为文体意义上的杂文集，而非体式不一的文章杂集，大概也不是不可行的。 其次，如果将《坟》追认为杂文自觉意义上的杂文集，鲁迅便在不自觉中通过写《坟》的序跋表露了自己写作杂文时的主体意识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有相互交叉关系的方面。 一是鲁迅将杂文视为战斗的记录和警醒，对于自身而言，杂文则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编辑杂文集是造一座“小小的新坟”，以供埋藏和留恋。所谓“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⑦的说法，则意味着鲁迅并不觉得杂文可以传之久远。而“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⑧这样的进一步解释，表露的意识和《野草·题辞》几乎完全一致，鲁迅认为自己也不过是匆匆过客罢了⑨。他以此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抗绝望的过客意识。 二是鲁迅将杂文视为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过程中的“中间物”，并在一种自我宽解的口吻中提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⑩作为“中间物”，自然有“喊出一种新声”和对旧垒“反戈一击”的任务，“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11)。而且，鲁迅又表示：“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12)由此言之，鲁迅表露出甘于绝望和毁灭的意识，并未把“前途”所指涉的希望指向自身，其反抗绝望的承担意识背后，其实有着甘于绝望的背景。 反抗绝望的过客意识，最早是鲁迅自己在写给赵其文的书信中提出来的。针对赵其文信中对散文诗《过客》的说法，鲁迅表示：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13) “更勇猛，更悲壮”这样的回复多少带有“对年轻人的过剩的爱顾”(14)，在鲁迅自己的感觉中，则“反抗绝望”未必就有什么勇猛、悲壮的意思。当鲁迅在《坟》的序跋中表示终点是坟，同时却自建坟墓以供埋藏和留恋时，他表达的不是反抗绝望，而是接受绝望，并将绝望作为审美对象内化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既然绝望并不造成主体被摧毁的感觉，不发生勇猛、悲壮之类的情感反应，那么反抗也就是一种近乎无目的的行为，是自为的，不是自觉的。同样，小女孩出于同情所给出的布施，便不仅是使人蹉跌的“爱”，而且是对过客缺乏理解的隔膜。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里所说的“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15)和“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16)，都表明反抗绝望的行为乃是无目的的、审美化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他1926年在杂文《有趣的消息》中对凌叔华劝慰陈西滢的话的戏仿，乃是一种极富意味的审美化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