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被指定为中学阅读书目的《朝花夕拾》，不再仅仅是语文教育关注的对象，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吴俊的《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针对鲁迅研究中日益稀薄的审美研究，“以文论文，以文见人，以人证文，以人见事。既以文体修辞行文的解读为中心，兼以呈现作者鲁迅的生平风貌，大节主流。主要目标是在文学叙述上体会鲁迅写作的艺术技巧，在宏观面向上看清鲁迅的人生道路走向”①。 确实，《朝花夕拾》不应该仅仅看作回忆性散文，虽然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②，回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解读，《朝花夕拾》之于鲁迅的意义恐怕会遗漏很多，蕴涵在文本中的复杂而多元的情感、思想和意图也无法得到充分彰显。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程度地对《朝花夕拾》文本生成史的忽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本的诞生经历过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过程，而且，无论是“旧事重提”的命名，还是重新拟定的“朝花夕拾”，均与具体情境有关，而论战性的“旧事重提”又如何统一于抒情的“朝花夕拾”，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在我看来，《朝花夕拾》的内容，既在所叙之事的时间上指向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失败，在所抒之情的寓意上指向鲁迅对辛亥革命所蕴涵的精神意义的认同，更在直指现实的批判性议论中或隐或显地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图景。《朝花夕拾》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史，而是历史中的个人经验和个人视野中的历史进程。 因此，本文的意图就是尽可能地重返历史现场，捕捉被遗漏的消息，重新打开近年已经被本质化为“温馨回忆”“浓郁乡愁”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世界，进而尝试寻找解读鲁迅的新的可能性。 一 “旧事重提”：“失传”的民国及其他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1926年2月19日，鲁迅为什么要“重提”那些“旧事”，他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提”？ 在此之前差不多四个月，鲁迅完成了《彷徨》的最末一篇《离婚》，约两个多月前，写成《野草》的《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在写作《狗·猫·鼠》前六天，校毕《华盖集》，并撰《后记》，四天前他写杂感《谈皇帝》……这当然只是“重提”“旧事”的部分写作前史。过去不久的1925年，对鲁迅来说，无疑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对诞生了十四年的中华民国，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1925年的重要性同样非比寻常。但两者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华盖集·题记》就明确写道：“……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却“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③。如果我们将1926年开始的写作看作过去(时间过去了，但事情，和由此刺激的心境和思考显然并没有过去，这从《华盖集续编》可以清楚看到)的延续，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问，1926年初，他“重提”的那些“旧事”与他在《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所“议论”的事是否构成了互文的关系，或一种思想的逻辑关系，或一种更为内在的精神脉络和思想的延续性？在《后记》中，他特别征引了一段别人的文字中引述的他自己的话：“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得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④而他“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⑤，似乎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个大大的失败者，然而他仍然要，也不得不继续与“运命恶战”。只是，他所认的“失败者”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失败者，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在写于1925年6月中旬、后来收在《坟》里的《杂忆》中，鲁迅从东京时期读令他“心神俱旺”的拜伦诗说起，深刻检讨了晚清文学启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以说是在后五四时代对晚清以来的启蒙主义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也蕴涵着自我反思：仅有早年所主张的“诚”“爱”⑥已远远不够，如今需要的是“智”和“勇”。从东京时期文学梦的破产，到“革命起来”，“服了‘文明’的药”后，终于“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仿佛一切又回到了革命前，甚至还要更糟下去。虽然并不是要让文学来承担糟下去的责任，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边界：“……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并没有简单否定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但仅有“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文学是不够的，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⑦。这一思考，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未来文学写作方向的思考，一定程度上说，它甚至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对于“彷徨”的告别。 诚然，《杂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所受到的“国民性话语”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继续国民性批判，而是指向具体的国民教育，以教育的方式解决“智”和“勇”从哪里来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在“情感教育”中“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国民，而不是像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样，仅仅学得一点“洋文明”和“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和革命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朝花夕拾》的抒情性就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情感教育的需要，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的必要形式。 某种程度上说，《杂忆》正是“旧事重提”的发端。《杂忆》与“旧事重提之八”《琐记》构成一对姊妹篇，互文的两者同时又相互补充，其“旧事重提”性，或“朝花夕拾”性都很鲜明。区别正在于《杂忆》是杂文，其中有“杂感”，回忆的抒情性不那么明显，而《琐记》是颇为纯正的散文，虽间有议论。王本朝注意到了《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认为这十篇文字，“在回忆往事之中也表达了丰富的现实感受，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批判相互交织，形成了感伤与反讽、抒情与议论相互交融的艺术特点”⑧。王文梳理了写作《朝花夕拾》的1926年里鲁迅所遭遇的“现实的纷扰”，正是这些纷扰给了作者“重提”“旧事”的动力。这是理解《朝花夕拾》的正途，但犹有不足。“旧事重提”的写作动力不仅仅来自1926年，实际上鲁迅的思考和写作，绝大多数都是源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感和更为切近的现实感，是在两者的交织中展开的，而最强烈的感受正来自逝去不久的1925年的诸多人、事，以及在1926年朝更坏处发展的诸如女师大风潮这样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