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氛围中，对闲适文化的批判几乎是具有某种一贯性的东西。鲁迅是这种文化的批判者之一，然而也是长期浸淫于这种文化的人。1927年革命文学论争中，成仿吾为批判文学中的“趣味主义”，公然将编纂《小说旧闻钞》的鲁迅指为这种文学的代表之一，称其“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①引致鲁迅后来编订1927-1929年的杂文集，即反讽性地以《三闲集》来命名。到1934年左右，鲁迅因与郑振铎编印出版《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引来邵洵美等的嘲讽，②而周作人也在《十竹斋的小摆设》中对之做出了更尖刻的讥刺。③关于这一切，前人已有不少评论。这里要说的是，从鲁迅早期创作看，这种闲适性与趣味性，的确曾构成了有关他的思想艺术发展认知中极紧要的东西。而了解他如何从这种文化中脱出，也是研究其早期诗文很值得注意的东西。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战士鲁迅”与“非战士的鲁迅”之间的并存张力，而且可以看到诸多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生活内容，在近现代中国的意义转变轨迹。 唐诗人白居易晚年分自己的诗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一段时期以来，其中最得今人青睐的似乎是讽喻诗，因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最合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其次则是感伤诗，因为其中就包含了影响巨大的名作《长恨歌》和《琵琶行》。然而，若仅从作品数量看，所谓讽喻诗，在其整个集子中所占的比例却并不大(173首)。在白居易近三千首存诗中，闲适诗占了70％之多。④如果考虑到收入闲适诗的许多作品，都包含了浓郁的感伤情味，则不难看出，闲适与感伤，正是中国传统文人趣味的两大端绪。有关鲁迅早期诗作中的感伤，我已另有分析，本篇着重分析其由早期到晚期的闲适趣味。 一、饮食趣味：从生活情趣到文化批判 中国文人的闲适趣味中，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他们的饮食趣味。这一点同样表现在鲁迅早期的写作中。《戛剑生杂记》的第二、三、四则，都是有关“吃食”的记述：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砍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进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⑤ 中国文人以饮食为记述对象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但这类记述，自鲁迅提到的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等作以来，的确代有所作，其著者如清李渔《闲情偶寄》中的“饮馔部”和袁枚的《随园食单》等，到现代，则有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次第撰作的数量不菲的小品文。后来的鲁迅，显然并不喜欢这样的文字。不过，偶有涉笔，仍有诱人食指的描写，如众所周知的《孔乙己》中的盐煮笋、茴香豆，《在酒楼上》中的油豆腐、辣酱、绍酒等。就连《风波》中那一句“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莲蓬冒烟”，也要惹得汪曾祺叹赏不已。⑥最精彩的，当然是《论雷峰塔的倒掉》里关于螃蟹的那一段描写：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⑦ 文章写及这段话的本意，原是要说白娘子故事中法海的下落，以见民间对于这类人物的憎恨。但关于吃蟹一节的细致描写，真可谓鲜明生动，曲尽其妙，在古今有关美食的描写中，无疑也属妙笔。然而，说到底，这样的描写多不过是情节的需要，或别有寄寓，而非有意地欣赏品鉴。唯一的几次例外都在私人信件里，如1929年5月22日从北京写给许广平信里的“云南腿已将吃完，很好，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篇一律，总是蒸”。⑧不过，更有趣的还是1927年8月在广东时写给江绍原的信里最后顺带说到广州荔枝： 青梅酒长久不喝了。荔枝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已]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吃，特先为介绍。⑨ 寥寥数笔，颇有魏文帝《与吴监书(葡萄)》、刘峻《送橘启》一类小品的余韵，亦近于明清小品，但却绝非有意为文地营造闲适情致的结果。关于鲁迅的饮馔，近来颇有学者找出一些证据，证明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生活享受的人，这大体是不错的，但享受美食与欣赏甚或醉心美食，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文人对美味的享受，一向并不看重珍馐，而更看重其中隐藏的生活滋味。《朝花夕拾小引》里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⑩ 在鲁迅后来的文章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态度的，是《马上支日记》中的七月四日一节。这篇日记一开始就从查找收在清人顾嗣立辑《闾邱辨囿》里的唐杨煜著《膳夫经手录》说起，为的是驳正日本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讲到中国的肴馔时的一些误闻。虽然说“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但顺便说到的“所见过的旧记”，就分明地指示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源流，从《礼记》里记述的“八珍”，到《酉阳杂俎》里的御赐菜帐、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元朝和斯辉的《饮馔正要》，以及收在《闾邱辨囿》里的唐人杨煜的《膳夫经手录》等，几乎是对中国历史上这类笔记文学的一次最系统的梳理。不过由之引起的，却并不是“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所说的“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而是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不同阶层，饮食内容和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古往今来一切颂扬、品鉴中国饮食文化的人不同的是，鲁迅所注意的，首先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