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海子和骆一禾可谓哲学兴趣最浓的两个诗人。这既是他们的个人才具使然，同时也和19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不无关系。在他们的诗学建构与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诗人不仅要以诗表现时代的精神问题，也就是说，时代的精神状况会在诗中得到集中展现，而且会依赖诗歌给时代问题以解答，后者至少是诗人的抱负所在。骆一禾和海子均是1980年代之子，幸运地成于1980年代，亦不幸殁于1980年代：他们的诗学本身即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症候性表现，既回应了思想的危机，也提供了解决思想危机的诗学方案。诗人犹如一面透镜，借思想的光照使诗歌燃烧。而同时，了解其诗学赖以产生的思想环境，也更有利于认清这一诗学遗产的性质。 海子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工作，后调到哲学教研室工作直到去世。美学是海子开设的课程之一(其他课程还有系统论、控制论)，这应该和他的写作身份有关，虽然他在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海子的《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诗学：一份提纲》等相关诗论揭示了他创作的诗学和思想来源。而骆一禾作为诗人批评家的学养一直受到推崇，《美神》和《火光》已经成为重要的当代诗学文献，同时他的诗学批评文章目前还在发掘中。新近出版的《骆一禾情书》则披露了很多他在1980年代的阅读和思考情况，诸如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存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流行思潮和美学热点的关心，为研究者深入他诗学思想的建构脉络提供了入口。可以发现，二人其实分享了相近的诗学灵感和思想资源，并因此成为孪生的1980年代思想文化之子。 一 寻找美神：从“历史哲学”到“语言创造” 西渡在《壮烈风景》中敏锐地注意到骆一禾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关系，并认为他们的历史哲学对骆一禾产生了影响。①对于21世纪的骆一禾研究，这本著作显然具有开拓之功，尤其它对骆一禾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它将骆一禾和海子放在一起“比较”谈论的方式也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值得效仿。细致评价这本书并非本文的任务；不过，要进一步讨论骆一禾“美学思想”的来源——而不仅仅是骆一禾美学的“思想来源”——这本论著则是无法绕开的基础和起点。诚然，骆一禾不仅在文论中多次引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其频率超过了对其他思想家和文艺学者的援引，在思想观念上更是受到了他们决定性的影响。 骆一禾曾向友人坦承自己对体现了“大文化风格中主导精神”的“博大生命或伟大生命”的追求，并对大文化风格做出了解释：“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首创的大历史观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他们指出，这一大文化风格时间或命运时间跨越了很多世纪，从而人类是生活在第三代文明中，这一大时间观的单位跨度大约是在一两千年左右。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是一个相当暧昧含糊的称呼，在时间范畴里，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里。”②这样充满诗意的论述从两位哲人得到灵感并非偶然，汤因比，尤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和“历史哲学”本身带有强烈的玄学气息，包含了对人类历史与文化的猜想，这样一种猜想无疑也适宜于诗性的想象。“第三代文明”是汤因比的概念。西渡认真回顾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思想(尤其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诊断”)并与骆一禾相对照，认为斯宾格勒决定了骆一禾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批判意识……乃至于作为其诗论基础的生命哲学”③，而汤因比则“确立了骆一禾对华夏文明的新生信仰和对‘第四代文明’的向往”，“促动了骆一禾对价值构建的关注和探索”，“激励了骆一禾关于个体生命的自强之道”。④这些都是十分精彩的论述，但同时正如张桃洲所说，“骆一禾的诗歌与诗学植根于重启思想、文化启蒙后的1980年代的深远背景，他的某些表述的确留有彼时的诗学本体论、生命哲学和审美主义等的烙印”⑤，也会让人产生进一步探求的愿望，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又是如何转化或上升为骆一禾的诗学模式、美学思想甚至“艺术哲学”的呢？ 斯宾格勒、汤因比之所以在1980年代一度流行但终于昙花一现，原因即在于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不过是一种危机感的表达：一种类似于“西方的没落”对自身文明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包含的对于现代性/“现代化”进程欲拒还迎的复杂感受已至少持续了一百多年，碰巧两位哲人也对西式的现代文明表达了失望；于是，就像一种揭示伤疤但却无意疗救的创伤话语，它们很快就随着危机感的“克服”而被遗忘了。话说回来，斯宾格勒洞察力惊人，对“时代精神”的感知也堪称敏锐，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这种成就的原因与其说是在于这本书的内容，毋宁说是在于它的标题：《西方的没落》这个标题象电火花一样点燃了斯宾格勒的读者的想象之火。该书出版于1918年7月，此时正值大战结束。此时，我们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人的话)都已看到在我们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中某种东西正在腐败。斯宾格勒尖锐直率地表达了这种普遍的焦躁不安，他的论题似乎就在于说明这一点和证明这一点。他绝非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说话，他鄙视并公开抨击所有科学方法。斯宾格勒说：‘自然要用科学方式去把握，而历史则要用诗意方式去把握。’”⑥那么，斯宾格勒的思想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历史哲学”对文明循环犹如生命循环的想象，原本就带有一种“粗鲁的自然主义”⑦，不少学者有过类似判断，“斯宾格勒只是以更为鲜明，但同时也是更为松懈的方式，重复个别文明循环的学说”⑧，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人和技术》这两部著作“贯彻了这一思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个别闭关自守的文化产生、繁荣和毁灭的历史；其中特别宣告了欧洲文化的没落”⑨。既然如此，斯宾格勒为什么在1980年代的中国还能引起共鸣呢？ 卡西尔针对斯宾格勒的自述“历史则要用诗意方式去把握”评价说：“但这种说法并没表达出斯宾格勒著作的真正含义。诗人居住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假如他是但丁或弥尔顿那样的宗教诗人，他也许还居住在一个憧憬的世界。但是，他并不把这种憧憬看作是实在的东西，他并不使它们成为一门历史哲学。可斯宾格勒正是这样。他宣称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借此方法，就可以象天文学家预测月蚀日蚀那样预测出人类文化的未来进程。我想，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斯宾格勒著作之所以造成重大影响的线索。我认为，斯宾格勒的命运观是他全书的线索和取得成就的原因。”⑩毫无疑问，这种命运观或深沉的命运感也在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回响。相比于斯宾格勒，汤因比自然更为严肃和严密，但逻辑一脉相承。但不管怎样，他们至少可以让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对单数的历史的单纯信仰，从而转向复数的历史，这可以与许倬云的说法相印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斯氏命定论的有机演变过程上，加了若干人类的自由意志。他的挑战与反应的理论，至少承认了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自己演变的过程。由黑格尔到汤因比，历史的必然性已经减低了不少。”(11)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已不是完全受到单一线性时间观下的历史进步论的决定和影响。如果早逝的骆一禾来得及看到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2)，他也许会为崇尚人类心智能力的枢轴时代或“轴心时代”的核心概念激动不已，毕竟，“即使在汤因比笔下，人类的历史似乎还是一个存在于人类个别成员以外的实体”(13)，而非人类自由创造的对象。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番历史研究让骆一禾摆脱了对历史进步论和文学进化论的单纯信仰，比如，至少使他不会与高喊“PASS北岛”口号的第三代诗人同流合污。当然这是往小里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