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3)01-0119-07 在延安时期，诗人与音乐家积极合作，对流行于陕北及北方地区的民歌进行改造，保留其音乐面貌，改写其文学唱词，打造出面貌全新的“延安歌唱”。它们跨越了文字艺术与歌唱艺术的形式，由“诗”到“歌”，在“歌”与“诗”之间激荡融合，创造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诗歌”作品①，迄今仍在传唱。对此，文学研究者往往忽略其“跨媒介”生产与传播的特点，将它们与同时期的《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文学文本合而论之，从新诗的意识形态化、大众化角度进行阐释。如钱理群指出延安时期“新民歌”的盛行缘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根据地政权的支持；②陆耀东将“民歌体新诗”的成熟归因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贺仲明、梁向阳认为抗战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促进了新民歌的兴盛；④骆寒超强调只有写得通俗易懂，才能“向广大人民进行政治宣传教育”⑤；张桃洲分析借鉴民歌重心在于宣传抗战、鼓舞士气。⑥这些观点在学界颇有代表性，侧重探究延安民歌改造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然而，“政治之力”虽是延安歌唱顺利开展和实现的外部条件，但作为“民族形式”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深层次地来源于新诗内部，是新诗大众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⑦。 延安文艺工作者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新诗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创造性地进行“跨媒介”的生产传播，不建构属于大众的审美方式与话语方式，那么，新诗大众化将难以企及。延安文艺工作者正是立足于诗歌发展本身，突破了文字阅读的单一媒介形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规律，从而获得了大众的真正接纳与认可。换言之，延安歌唱的深远影响，依赖的恰恰是由文字到口头的媒介转换，“诗”与“歌”的跨界融合形成了“诗歌”艺术形式本身的感染力和独特的美学路径，由此实现了诗歌接受主体和语言形式的大众化，丰富了现代诗学的艺术形式与审美空间。 一、突破“诗乐分途”理论束缚，推进新诗大众化创作进程 从新诗诞生及其发展历史来看，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之间的张力是贯穿始终的。一些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诗人，直言不讳地说诗歌最忌求人了解，追求“纯诗”的语言实验。在他们看来诗歌这样纯粹的文体形式是给少数精英知识分子“阅读”体味的，根本不可能做到大众化。对此延安诗人严辰批评道：“他们以为诗是最最高贵的，是沙龙里的产物，庙堂之上的金饰。他们认为只有用铅字排的，装订漂亮的册子的才是诗；用石灰写在路边的，用纸贴在街头的就不是诗。”⑧他质疑批判了“纯诗”诗学依赖的媒介——纸张、印刷以及与之相伴的书面传播形式，认为诗不仅存在于“铅字排的、装订漂亮的册子”里，而且也存在于不为人所关注的媒介之中——“用石灰写在路边”和“纸贴在街头”。萧三认为延安老百姓文盲率极高，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不识字，如果诗歌仅以文字为传播媒介，无论写得如何浅显直白，他们也“认不得”。他尖锐地批评当下诗歌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能“入目”不能“入耳”，因此极力主张向“民间的”文艺学习，尤其是向口语文学传统学习，创作“能入耳，能唱出来的诗”⑨。 其实，在新诗发展史上，借鉴民间歌谣来推动诗歌大众化，并非延安诗人首创。早在1918年，刘半农、胡适等早期白话诗人就曾大张旗鼓地开展歌谣运动，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他们明确要征选“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⑩的歌谣作品。这清楚地表明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新诗创作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以实现“平民文学”的文艺诉求。但歌谣运动所设想的“平民诗歌”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无论是刘半农的仿拟歌谣《瓦釜集》以及《扬鞭集》中的部分诗作，还是刘大白学习歌谣的音韵调式而创作的《卖布谣》《田主来》等，依然是写在“纸”上，需要读者用眼睛“看”的。当读者“阅读”这些诗歌时，难免带着印刷文化的眼光和标准，觉得它们“粗俗幼稚，简单浅陋，达不出细腻曲折的思想，表不出高尚优美的感情，不能叫做文学”(11)。刘半农等抽去“民歌”中的音乐因素，源于知识分子对“阅读”“文字”等书面传播的依赖，以知识分子的审美惯性将饱含着浓烈音乐性的歌唱文本狭隘地指认为一种单纯的文学文本。(12)始于平民大众，却终于文化精英，歌谣运动成为新诗大众化过程中一个复杂矛盾的文化缩影。(13) 在1930年代，中国诗歌会意识到北大歌谣运动的局限，试图将“歌谣体新诗”从文字的艺术推进为“听觉的艺术”，努力形塑“有声的左翼”。(14)耐人寻味的是，左翼诗人诗作中虽不少都以“歌”来命名，像穆木天《流亡者之歌》、任钧《战歌》、殷夫《五一歌》、柳倩《自己的歌》、杨骚《乡曲》等，但这些诗歌中的“声音”却止步于“朗诵”，而非“歌唱”。尽管他们一再宣称“诗歌是应当同音乐结合一起，而成为民众所歌唱的东西”(15)，但事实上，这更多是左翼诗人一厢情愿的预想，大众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写下来“读”的“诗”转化成“唱”的“歌”，“作者和读者都还局限于文人书斋，并未实现真正的新诗大众化，理论上的着力倡导与实际创作之间有着较大差距”(16)。 抗战初期诗朗诵运动兴起，借鉴歌谣等民间文艺进行创作，仍然是诗歌大众化、通俗化一以贯之的发展路径。诗歌朗诵运动于1937年在武汉三镇展开；1938-1940年的延安也兴起诗朗诵运动。可是，在柯仲平朗诵其代表诗作《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时，“并没有农民前来观看，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观众也选择了大面积离场”，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