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从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①以来的近30年中国社会，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业文化逐渐主导中国文化的过程。如果说在1990年代，还有人在争论“人文精神”和金钱的价值孰高孰低，2000年代，不少人还在“没有爱情的宝马轿车”和“有爱情的自行车”之间犹疑、权衡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关心的已经只是最快获得金钱的方式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很自然会关注和反顾那些曾经有过的抗击商业文化的声音。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也就浮出水面，成为让人反复讨论的事件。②确实，30年间，它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商业化过程中发出的唯一的集体声音。基于人们对这一讨论的反思已经涉及多个方面，本文内容只针对它的精神内涵问题。 “人文精神讨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毫无疑问，它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缺陷。在30年过后的今天，这些缺陷呈现得更为充分，主体精神方面应该是它最重要的症候。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精神内涵不清晰。 任何讨论，概念内涵的清晰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只有思路清晰、方向明确的概念内涵，才能让讨论具备基本的目标，讨论者能够在同一思想层面上进行对话，从而形成明晰的(尽管可能是多样的)思想方向，影响或启迪读者，在时代文化中产生自己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要将“人文精神”的内涵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基本内涵、价值方向的一致是保证讨论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否则，讨论者虽运用同一词语，但各有含义，就不可能将讨论深入，更遑言取得某些共识。 然而，正如有批评者所说：“不难看出，对于‘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学者们的解释五花八门，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念。”③审视整个讨论，大家虽然都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但不同人的概念内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存在有实质上的对立。《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一文对讨论中不同学者对“人文精神”概念界定做了细致的梳理，④从中可以看出，概念内涵有很丰富的指向：有西方近现代的人文精神，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还有基本指向现实政治的“理想”“信仰”等。概念的差异，代表的是讨论者完全没有形成基本相同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虽然不少讨论者表面上都是在呼吁、倡导“人文精神”，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图指向却不相一致，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这样的讨论也很容易受到批评者的争议。比如，当一些学者提出“重建”或“回归”人文精神时，就有人质疑、针砭其内涵：“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状态呢？如日中天么？领引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⑤“如果说是失落了革命传统，或者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⑥ 其二，精神指向不明确。 “人文精神”讨论是从批判和否定开始的。正是因为对现实文化中的某些现象不满意，才有这一讨论的产生。批判的目标有比较具体的(如王朔、王蒙、张艺谋等)，也有相对抽象、概括性的。从表面看，批判对象似乎比较清晰，但实际上，讨论并没有真正准确地将目标指向所意图否定的对象。或者准确地说，它有直接而表面的目标，但却没有抓住真正要针砭的实质对象。 讨论指向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时代文化的认识。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商业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所以，“人文精神”讨论的否定对象也主要针对它。这似乎是明确的，但关键是，文化情况并非如此鲜明。简单说，当时社会主要存在政治和商业两种文化。二者密切关联，但呈现的是复杂交织乃至交错的状态，其内涵也很复杂。比如时代政治文化是一种新的、以开放为主体精神的文化，它刺激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推进了商业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富有创新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起了重要的解放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它理解为商业文化的发展背景，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二是对“物质”(商业文化)和“精神”(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认识。人类生存离不开物质和精神这两个要素。但它们不是绝对分离，而是密切交叉的。换句话说，物质是人生存的基础，物质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包含着人正常而基本的欲望要求。离开必要的物质基础来谈“精神”，只能是空洞和虚假的。所以，我们既需要认可物质在生存中的必要价值，又不做物质的奴仆，批判唯物质的商业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应该建立在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理性和感性不同层面的完整的“人”的全面理解上，特别是既不完全否定物质的价值，又突出精神更高的意义。如此才能为当时迷茫于物质和精神选择间的普通大众提供思想的启迪，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商业文化潮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精神”讨论，其认识上的误区是明显的，批判对象也存着一定的偏离。比如讨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王朔。王朔的文学作品具有对“崇高”“理想”等文化调侃和讽刺的内容，也对物质文化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因此获得社会大众较多的认可。不可否定，王朔作品确实存着有彻底亵渎理想、精神的缺陷，但它同时也针砭了长期流行的虚假“理想主义”，其对物质的肯定也并没有完全陷入商业文化的陷阱中。因此，如果只看到王朔作品的负面特点而忽略其积极意义，特别是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大众广泛的欢迎，显然是相当片面化和简单化的。⑦同样，在讨论中也遭遇批评的张艺谋等人所谓的“暴露黑暗”“技术化”等问题，更存在着观念陈旧和忽视大众权利的缺陷——任何艺术都有自律的内在要求，也有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目的，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