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6.10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正式发生论争始于1922年，距今已整整一百年。这次论争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评论和研究这一论争，不断产生新的批评和研究成果，以近四十年研究成绩最大。仅笔者所见，近四十年先后出版的相关重要著作有：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①、刘炎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②、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③、吴立昌的《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④、咸立强的《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⑤和《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⑥等。近四十年相关重要论文先后有：陈福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争的缘起与是非》⑦、刘炎生的《不同文艺观和“行帮意识”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评述》⑧、刘纳的《“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⑨、陈宇航的《文坛攻战策略及前期创造社的翻译论战》⑩、咸立强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缘起研究的回顾与重探》(11)、熊辉的论文《从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重审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12)等。这些成果通过对这一论争过程的梳理深化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在肯定学术进步的同时，还应看到，依然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或是误以为已经解决，无须研究；或始终未摆脱研究结论的简单化和浅表化，而且一直在自造的研究樊篱中徘徊，使得一些问题的研究总是停滞不前。本文针对以下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以期对此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异军”的由来与“常识”的遮蔽 已有研究成果谈到创造社，重合率极高的名词就是“异军”，但对“异军”的由来和确切含义，却习焉不察。由于这个问题与“异军”论战的对手直接相关，所以应该弄清楚：创造社为什么叫“异军”？究竟与谁相“异”？这在许多学人那里以为是已有定论的常识。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虽有长期以来流行的“常识”，但经不起学理性的追问和历史事实的检验。 有关“常识”之一，称为“异军”是因为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如30年前最负盛名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说：“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则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13)多数同类著作与这一说法相近，直到2010年出版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依然持完全相同的表述(14)。这样表述本身没问题，但不能作为创造社被称为“异军”的学术结论。当时的新文学社团几乎都是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为什么其他社团不叫“异军”？如弥洒社也像前期创造社一样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语丝社、晨光社、湖畔诗社等社团也有相似于前期创造社的自我表现说、唯美说、天才说之类的文学主张，新月诗派和狂飙社等也都追求过浪漫主义，为什么没听说这些团体是“异军”呢？ 有关“常识”之二，创造社被称为“异军”主要是因为它与文学研究会相“异”。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几乎同时诞生，各自特色鲜明。“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截然不同，浪漫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追求迥然有异。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和许多研究成果中更是常识了。不过，此“常识”不同于“异军”是因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相“异”之彼“常识”。前一个常识问题不大，后一个常识却经不起反问：创造社不同于文学研究会所以叫“异军”，那文学研究会不同于创造社，为什么没人称文学研究会为“异军”呢？ 创造社为什么被称为“异军”？在笔者的涉猎范围内，没见到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创造社研究资深专家黄淳浩写过《创造社的异军苍头突起》一文(15)，也没有对这一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还有一些篇名与之有关的论文，都没有做正面的回答。这可是一个奇怪现象：一面是专家很少做过专门研究，一面是“常识”广为流行。那么所谓的“常识”是哪来的呢？ 答案应该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笔者注意到，最早评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文章发表于1922年11月。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刚刚爆发，都对这篇文章不满。此文发表时文学研究会的人在文末附了反对意见(16)，创造社成仿吾的回应文章反对声更为强烈(17)。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把冲突的原因归于这两个社团文学主张相“异”和文人的意气用事，像是此后“常识”的来头。不久今心发表了评论文章《两个文学团体与中国文学界》(18)，最早比较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各自的特点，把这两个社团划分为“人生派”和“艺术派”应该始于此文。其特点不只是比较这两个团体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的差异，还包括以文学研究会的立场进行比较。这样的特点在后来的“常识”性表述中不断复现。此后绝大多数评论文章都在不断重复与之相似的表述。相似表述的数量和陈陈相因的延续，汇合成这样的规律：多数人所说的“同”，是对新文学主流的认“同”；所说的“异”是不溶于主流之“异”。由于都认为文学研究会体现主流，所以与文学研究会相“异”的创造社，就成了“异军”。许多“常识”是在这种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常识”一经建立，又变成了更多人新的前理解。 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常识”性认识，大都来自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的导言，对创造社的“常识”性认识也是如此。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介绍了创造社产生的特殊背景、独特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也介绍了创造社与外来文艺的独特联系。其中还提到了“新文学运动的两种最大的倾向是‘人生派’和‘艺术派’，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常识。”(19)此文中诸如此类的论述被后世研究者不断引用，也可以说，郑伯奇的《导言》发展了此前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