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得把我为什么要沿用“乡土文学”，而不是“乡村文学”这个名词做一个解释。除去近百年前鲁迅、茅盾等五四之子们所定义的概念有其合理性，以及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其社会形态的描述有其巨大的历史内涵外，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乡土”对应文学描写来说，更有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逻辑的自洽性。 “乡土”两个字拆分开来，包含着两层意思：“乡”既是指一个具象性意味的家乡处所，同时又是一个基层政府意象和组织的象征。这是一个构成乡土社会集合体的前提，它是与农耕文明血脉相连，既具象也抽象的意识存在。然而，一旦其与“土”字相连，它就构成了一种双重含义的能指。“土”一旦成为土地资源就有了人文内涵，成为农耕文明中的社会关系总和——阶级、资源的争夺皆因土地而起。然而，当它成为文学描写对象“泥土”时，便赋予了其浪漫主义的内涵，无论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那种阈定了的“泥滋味”“土气息”就渗透在文学作品之中。《红旗谱》中那种离乡时手抓一把黄土随身带的土地眷恋情结，便成为中国老一代农民走出家乡、离开乡土时标配的历史镜头。无论你走到哪里，离乡不离情的农耕文明意识形态印痕，深深地扎根在曾经靠土地吃饭的农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回延安》里“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便是一个民族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 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泥土”意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另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人文内涵，即几百年来，人类在“泥土”和“水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搏战中，土地资源的争夺就成为乡土文学描写的主要背景和景观。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进入20世纪后半期，生态保护意识闯进了人类思维当中后，“泥土”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成为自然生态的一种象征物，更多了一层后现代的意味。 从上述各个角度来衡量当下的乡土文学，我们就有可能咂摸出更多的文学意味来。 随着“新乡土巨变”写作浪潮的兴起，我们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我们是否需要拟定一条新的主题路径和审美标准呢？我们的书写形式是否需要更新换代呢？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乡土书写难题。 时代在变，山乡巨变更是毋庸置疑的，但重要的是，旧的乡土中国社会的崩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中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已无处可依，新的乡土秩序尚不健全，因此，乡土人在失去土地的空巢里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描写的焦点。然而，令人感到沮丧的是，乡土文学，主要是乡土小说，反映当下尖锐生活矛盾的作品越来越少了，从历史题材切入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当然知道一个机智聪明的作家是要回避什么，所以，当你看到那些皮相描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时，只能哀叹百年乡土小说的沉沦。 我们一直说中国乡土小说的黄金年代是鲁迅先生一手实践、一手缔造的“乡土小说流派”。它以巨大的历史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和人性的呐喊，高度凝练地阐释了五四文学精神。这是中国新文学发轫期铸就的现代乡土文学现代性的基石。这样一种写作规范至今不能逾越，其生命力昭示着乡土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还是在这一框架中运行的真理。毫无疑问，80年代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潮。当时有学者认为它已经超越了鲁迅时代的乡土小说。我们必须承认，在乡土小说创作峰值表上，这一时期的创作数量是大大超越了五四时期；而在质量上，尤其是在主题的巨大历史内涵揭示上，在反讽审美艺术的审美建构上，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无法超越乡土小说主将鲁迅的。尽管你可以说，在整个乡土小说创作队伍的比较中，20世纪80年代许多乡土小说作家在巨大的历史反弹中，找到了鲁迅那样观察世界的切口，以及深度思考历史和现实的介入模式；同时，在充分汲取了现代派创作方法时，寻觅到了新鲜的审美形式，尤其是让反讽的审美形式进入了内容的肌理，使之变成了一种文体模式。但是，从个体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没有出现超越鲁迅的乡土小说大家。这是当代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窃以为，这是幸运的事情。别的不谈，就鲁迅留下的这个乡土文学所难以逾越的高度而言，它给乡土小说的创作留下的空间恰恰就是中国乡土小说的突破口。当我们进入乡土文学这个巨大的“空洞”时，正是时代和历史留给乡土文学最大的书写财富。 我们站在21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巅峰上，面对广袤的乡土，面对这个斑驳陆离的世界，让文学再次崛起，无论在选题还是创作方法上的突破，都是刻不容缓的问题。我在90年代初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学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必定是乡土题材作家，因为我们的文学离不开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泥土。孰料被言中。 我们的乡土文学还能站在世界文学的巅峰吗？ 作家的写作状态和写作观念就成为乡土小说创作最关键的一环，所以，勘察他们的价值动向和审美趣味是批评家所必须厘定的逻辑。为此，我和贺仲明先生一起在《小说评论》上开设了乡土文学的专栏，旨在探求当代作家是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社会，以及如何面对乡土文学书写的。 阿来认为，无论是“离乡”还是“归乡”，都是乡土小说题材永远的写作角度。他列举了那个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所低估了的四川作家李劼人的一篇文章，证明了100年后的中国乡土小说仍然没有逃出这一题材的主题表达，其历史的回声很值得我们思考。作家的思考已经抵达了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本质问题，而批评家还在盲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