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定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既要以其功业、道德、文章为基础，也与一个阶段的时代风气、思想潮流、问题意识和接受水平密切相关。在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王国维的身上。辛亥以前的王国维多在哲学与文学上用力，而此后的他专注国学研究，一向少就“文学”问题发言。对于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没有任何公开言说。但从私下场合的记录中，不难获悉在诸如“白话”“横排”等“文学革命”的根本诉求上，王国维都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①。胡适在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最早对于“文学革命”作出历史叙述的重要论著。在关于晚清时期的“古文学的变化史”部分中，胡适依次写到了“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与“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并未提及王国维②。但次年胡适为此文日译本作序时，却特意“指出一两处应补充之点”，其中之一便是表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曲录》等著作③。又过了几年，已经远离文坛的王国维“摇身一变”，成为了备受新文学家们推崇的“先驱”，他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开始被由理论而历史地全面建立起来。待到1927年去世以后，王国维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愈加显豁。 王国维在辛亥以前苦心孤诣探求“文学”义谛时，未有多少反响；而当“五四”之后新文学家们对于他的昔日言论大感兴趣时，他又已经返身离开，无心旧事重提，与之对话。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早年的王国维被高度关注？又是怎样的动因使得王国维之于“文学革命”的“先驱”形象被确立下来进而广泛接受？其间的逻辑是怎样的，对于文学史又蕴含了怎样的启示？这一切大概都需要从“文学革命”过后的“整理国故”运动说起。 一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在学术史上，参与“整理国故”运动者多为北大、清华等高校内外的学人；但从文学史上看，其实也不乏“新文学”作家以社团的力量介入其间。作为第一家“新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其“简章”中就宣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④。成立伊始，文学研究会就接编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并且在《改革宣言》中表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为此而创设了“研究”栏目⑤。起初，《小说月报》由茅盾编辑，杂志并未特别向“整理中国旧文学”方面倾斜。次年，《小说月报》改为郑振铎编辑，他“更重视发表有关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⑥。上任同年，他在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一家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主张通过“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来“整理中国文学”⑦。郑振铎的这一姿态“明显可见‘整理国故’的影响”⑧。 1923年，郑振铎编辑的首期《小说月报》出版。该期不仅头题即其长文《读〈毛诗序〉》，还推出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题。郑振铎说，专题中的文章“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⑨。如此一边倒的声音足以说明文学研究会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⑩。 在“新文学”最为主要的阵地上为“整理国故”发声之后，郑振铎还有更为宏大的计划，即组织《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1)。经过认真筹备，皇皇两巨册的《中国文学研究》终于在1927年以《小说月报》“号外”的形式出版。郑振铎在“卷头语”中写道：“这是一个初步的工作，这是艰难而且伟大的工作；我们的只是一个引子，底下的大文章，当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写成了的”(12)。郑振铎谦称这“只是一个引子”，但收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多篇论著其实可谓学术史上的“大文章”。吴文祺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以下简称《先驱者》)便是其一。 吴文祺很早就是文学研究会成员(13)。从1921年开始，他就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文章了(14)。1923年，吴文祺的名字出现在郑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上(15)。1925年，在郑振铎创办的《鉴赏周刊》创刊号上，吴文祺发表了《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主张“国故学和文学的性质，绝对不同”，“但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却完全建筑在国故学的基础上”(16)。《先驱者》一文，即他个人从事“国故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正可以看作他以“科学精神”整理“新文学”历史的发现。 吴文祺是王国维的浙江海宁同乡，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与学术活动大都与文学研究会有关。毫无疑问，吴文祺是在“新文学”与“整理国故”的双重视野中打量王国维这位因为地缘而拉近距离的前贤的。当然，两人都致力于语言文字之学，也使得他对于王国维格外关注。而由“文学革命”传播开来的新的“文学”观念以及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大行其道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更让他对于王国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独到而深入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吴文祺的《先驱者》虽是1927年才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表，但写作却是在1924年。郑振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想法起于1923年，而在其接办的首期《小说月报》上，便已在“读书杂记”栏目中发表过他自己所写的关于王国维的《曲录》的两则札记，对于王国维称赞有加(17)。所以可以想见，郑振铎对于吴文祺的《先驱者》一文必然持有欢迎态度。只不过受到《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出版进度的影响，此文三年以后才得以发表。而就在吴文问世的当月，王国维自沉，恰好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