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08/j.cnki.nyyj.2022.04.03 安全合作是国家关系中高政治发展的结果，传统安全是安全合作的核心内容。在双边关系中，安全合作的情况可视作外交关系发展的风向标，它是双方基于政治互信和共同目标的产物，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政治互信程度和共同目标持久性。政治互信除了历史原因外，还受国内政治情势和决策者的即时影响，具有不可预测性，更难以量化。在国家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中，共同目标一般指合作主体在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安全利益受到相同或相似的现实或潜在威胁而共同合作以应对之。在很大程度上，共同目标在双边防务安全合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防务与安全合作发展的终极目的一般是形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军事同盟或类似的关系。但是，由于合作主体对共同目标的认知存在差异，对共同目标施加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合作主体在应对共同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出现分歧，这成为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此外，被视作共同威胁目标的一方或许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自身政策的调整与合作方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化敌为友”，从而损害合作方的政治互信，破坏两国的合作关系，共同合作的目标随之发生身份置换或弱化。 以应对共同威胁的目标来看，防务安全合作可分为地区性合作和全球性合作，但两者又密切相关。冷战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显示，区域内国家在实现自身安全时经常会与区域外大国构建一定层次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这就带来两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域外大国的战略利益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第二，域外大国在双边关系中更具主导性。由此也带来双方在战略目标利益上的差异，双边关系中地位的不对称性使这种差异被无限放大，给本就高度敏感的防务安全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印度和美国日益密切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就体现了这样的内在逻辑，使得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洞悉印美政治与安全关系演变的前景和本质，并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意义的探索。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导致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被置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印美关系被视为影响地区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防务安全合作则是其集中体现。印美防务安全合作贯穿于两国关系的历史，是两国政治关系的主要话题，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仅是一种愿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美国军援为内容的印美防务合作关系达到了顶点。然而伴随着冷战的发展和南亚安全关系的变化，印美关系很快走向疏远，防务与安全合作戛然而止。冷战后，以2005年双方签署《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New Framework for the India-U.S.Defense Relationship)为标志，两国防务与安全关系进入了新时期。2020年10月，随着《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的签署，包括军售在内的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在机制建设上实现了飞跃。同时，印度与美国等形成的周期性军事演习和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为印美防务安全合作实践提供了平台。从近期来看，印美防务与安全关系的发展驶入快车道，结合当下中印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情势，其针对的目标也极为清晰。利益相关方不同视角和侧重点的研究对此问题做出了有意义的探讨，对印美防务安全合作的前景做出谨慎评判。①有观点认为，印美应该结盟或印美安全关系可能向着“亚洲版北约”发展。② 本文试图将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置于印美关系时空发展中，全面综合考察其合作的利益基础与优先顺序、机制与平台构建诸要素及相互关系和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并对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前景做出研判。 一、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 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发展的基础与印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一致的，是基于基本的利益共识。地缘安全、印美全球大国战略伙伴关系和所谓的“共同政治价值观”构成了印美安全合作的基本共识和利益基础。地缘安全利益共识是印美防务安全合作的核心和基本前提，印美全球大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合作的战略基础，“共同政治价值观”是双边防务安全合作的“道义”政治外衣，服务于前两者。 (一)印美地缘安全共识是双边安全合作的前提 地缘安全共识是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核心支点和基本前提。二战后，亚太地区逐步走向了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与冲突的中心，作为地处南亚一印度洋地区的大国但又是弱国的印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大国竞争与冲突的漩涡。冷战时期，奉行不结盟中立外交的印度是美苏争取的对象。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称“从长远来看印度是抗衡中国的关键力量”。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称印度是美国应当依靠的力量，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而且有潜力成为最强大的非共产党国家”，是美国在“亚洲重要的奖品”。④印度因此获得了美国的物质援助和战略支持。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在安全问题上渐渐趋向依赖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和解，印美地缘安全共识不复存在，印美关系也相应地陷入了长期的冷淡。冷战的终结解构了全球和地区的权力体系，“9·11”事件又暂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优先方向，中国则被国际权力崇拜者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2011年，美国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进入重建阶段，美国“反恐”战争基本战事结束，将战略目标转向中国，积极重启与印度的战略安全合作。在印度国大党政府时期，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进展缓慢，美国的主动与印度的拖延使得双方在安全的共同目标上难以形成共识。国大党政府更注重与邻国和平相处，以利于为印度快速发展的经济创造平稳的周边环境。 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地区战略和对华政策呈现出战略主动态势。在南亚地区实施“邻国优先”政策，插手邻国事务，以“遏制”所谓的中国影响，同时以军事和外交手段继续打压巴基斯坦，强化印度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控制力。在对华政策上，印度表现出了战略主动，除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反击所谓的中国影响力外，还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尤其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制造对峙事件。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变化，中美关系陷入波折期，此时印度在对华目标上与美国很快形成共识，双方停滞不前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从机制到实践实现了重大突破。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要确保南海的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⑤这是印度政府首次公开介入南海事务。2018年的《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联合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威慑侵略，维护地区稳定和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赋予印度“与美国最亲密盟友和伙伴相当的地位”，提出深化国防安全合作和军售，推进双边军事领域的互通性。⑦不论是“印太战略”抑或“亚太战略”，都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从全球层面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述的变化不仅突出印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也更加突出印度的地缘战略地位及中印在地缘安全上的竞争性，这使得印美形成安全利益共识有了地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