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变革加速，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高等教育类型模式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阿特巴赫认为，各个国家均经历过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但是部分国家目前却难以应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只能任由这些庞大而杂乱无章的机构自由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多样性，其内部的多种类型机构令人眼花缭乱。[1]多样化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重要特征，而多样化又与特色紧密相关。在普及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高校发展类型从原先的高度同质化单一化转向多样化，持续推进高校分类发展成为大势所趋。高校分类发展是以高校科学分类为前提，以政府分类指导、分类管理为举措，以各类高校自主发展、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而实现一个国家或区域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优化。[2]分类发展是实现高校特色办学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举措。 作为东亚私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翘楚，日本私立大学在“量”与“质”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究其原因，离不开政府的宏观指导、分类扶持。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进入少子老龄化时代，至今已走过40多年历程。伴随着少子化趋势的逐年加剧，以入学者学费为主要收入的私立大学纷纷陷入生源不足、财政赤字引起的破产危机。对此，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支持、财政补助等方式鼓励私立大学通过提升教学质量、特色创新、地域合作、国际办学等方式，从质量和特色上吸引生源，解决招生不足带来的经营困难问题。众多政府层面的指导举措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日本文部省启动的“私立大学等改革综合支援事业”，该事业旨在选拔出在教育和研究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学改革的私立大学，对其进行重点扶持，以增强其财政基础，促进私立大学特色和功能提升，帮助私立大学解决少子化问题带来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根据历年来文部省公布的“私立大学等改革综合支援事业”财政预算表计算，该支援事业自2013年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共安排约1281亿日元的财政预算，用于引导支援私立大学的质量提升、特色构建与经营改革等。根据日本文部省的调查结果显示，较于未入选的私立大学，2013-2017年5年期间获得该支援事业财政支援的私立大学，在构建特色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学研合作、国际化推进上效果显著，呈现出逐年正向增长的良好势头。[3] 日本通过“私立大学等改革综合支援事业”推进大学办学类型划分和分类发展，是应对外部环境变革而作出的及时反应及长远规划，其经验可为我国高校改变组织趋同，避免“千校一面”，实现多元化特色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一、大学以分类发展形塑办学特色的逻辑理路 大学分类发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高校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或能级(包括类型和层次)，具有稳定性和多样性的特点。[4] (一)历史逻辑：大学以分类发展形塑办学特色是职能发展演进的结果 大学走向分类，形成特色，其实是大学自身职能不断演化的结果。遵循内在办学规律与外部社会发展趋势的双重逻辑，大学的发展历经纽曼式单一职能大学、洪堡式双职能大学、范海斯式三位一体大学、克尔式巨型大学四个阶段。[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的职能逐渐走向多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创新都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不同大学在履行大学职能时呈现不同的侧重点，取得不同的成效，从而形成不同的特色。 大学分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在各种各样大学表面的不同中寻找内在的同质性，使不同类型大学间的差异尽可能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学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制定的高校分类体系，另一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其中前者现已成为世界性的分类标准。卡内基大学分类标准于1971年首次使用，先后经历1976、1987、1994、2000、2005、2010和2015年版7次修改变动。该分类注重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其主要依据是高校职能、学位授予层次和数量。2015年版囊括了4664所美国大学，把大学分为博士点大学、硕士点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大学、副学士学位授予机构、专业学院、部落学院六类。克拉克·科尔认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是功能的分化，传统的用简单形态描述的方式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划分的做法难以为继，更科学精细的分类方式是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需要与结果。[6]卡内基高校分类标准建立了多维分类框架，每个维度细化出非常具体、数量庞大的二级指标，总体的可能性组合高达十多万种。从卡内基高校分类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分类标准和结果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高校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分类标准要具有动态性才能适应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7] (二)理论逻辑：教育生态位和差异化发展为大学分类提供理论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