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12-0057-09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再迁至重庆。中国东部的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西南和西北作为抗战建国之基地，苦撑待变。西北的国防、政治地位快速上升①。不过，抗战前期，西北的大部分区域内地方军阀势力较强，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势力范围，宁夏省政府主席为马鸿逵，新疆则由盛世才控制。其中，盛世才和上述三马又有所不同：盛世才自1933年主政新疆后，在苏联的庇护下俨然当起“新疆王”，对国民政府的政令采取漠视态度。苏军在新疆东部的哈密驻扎了配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扼守从中原经由甘肃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道路。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不仅是内地连通新疆的孔道，还南通青海，东北连宁夏，北接蒙古，为重要战略地带。欲使新疆稳定、西北发展，国民政府必须先全面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事控制和政治统治。目前学界有关新疆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涉及较少②。本文利用海峡两岸档案和新近出版的《吴忠信日记》等资料，探讨1941-1942年国民政府控制和稳定河西走廊的具体进程，认为此举成为国民政府解决新疆问题、促进西北开发的先决条件。 一 吴忠信游说马步芳与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在新疆的不正当利益，盛世才当局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从这时起，蒋介石对新疆问题进行反复考量③。蒋介石明白，要解决新疆问题，促使新疆内向，必须以相当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当务之急是使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掌握随时从内地进兵新疆的通道。1941年9月，蒋介石决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团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党政考察④，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笼络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说服其调防，让出河西走廊。10月4日，蒋介石专门分电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希望他们竭诚接待甘宁青考察团⑤。吴忠信是辛亥元老、蒋介石信任的幕僚，又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代表中央政府顺利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维护了中央在西藏的权威。蒋介石请吴忠信以党政考察的名义前往甘宁青，与马步芳兄弟、马鸿逵协商沟通，应为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23日，吴忠信由重庆飞兰州，开始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兰州是西北重镇，亦是当时国民政府军政力量所能控制的西北前哨。考察团以励志社为办公地点，向西北军、政、文化宗教各界人士广泛了解情况，并分组考察党务、财政、教育等各领域。11月3日，吴忠信代表蒋介石祭祀成吉思汗陵⑥。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止日军占领成陵借以利用蒙古族民众，国民政府于1939年将成吉思汗的灵榇等从绥远的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迁至甘肃兰州附近的榆中县兴隆山。3日当天的祭祀仪式隆重盛大，这是中央第一次派大员主持成陵的祭祀仪式，表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团结的重视。11月9-17日，吴忠信一行赴宁夏考察。11月21日，考察团抵达青海西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隆重招待考察团一行。11月23-29日，吴忠信在考察之余，多次与马步芳长时间恳谈，一方面肯定马步芳与兄长马步青在河西走廊修路、植树、维护国际交通线畅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马步芳密切与中央的关系，赴重庆谒见蒋介石。马步芳自1933年到过南京后，8年来未曾前往中央，一般舆论对此也多有猜测。马步芳提出，从西宁到重庆路途遥远，汽车费时太久，坐飞机容易晕机，除非乘坐专机前往重庆，并在兰州和成都分别停留，略作休息。吴忠信一一答应，接着又进一步提出实质性问题：鉴于河西走廊在西北的枢纽地位和玉门油田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请马氏兄弟的军队调出河西走廊，将青海作为主要基地长期经营，将来可继续对西藏和新疆南疆地区负一定责任。另外，考虑到河西走廊本为二马军队的粮食供应地，作为补偿，中央将对二马军队发饷发粮⑦。11月29日，马步芳和吴忠信分别致电蒋介石，报告两人的会谈情况。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决定照中央军标准发给二马军队粮饷⑧，希望二马军队向西(指新疆)立功⑨。 12月上、中旬，吴忠信考察河西走廊的武威、山丹、张掖、高台、酒泉，及玉门油田等地，其间在武威与马步青见面会谈。马步青表示，中央如要用武力促使新疆内向，他可担任前锋。吴忠信表达赞许之意，不过并未透露与马步芳商量的二马部队调出河西走廊之事。半个月的河西之行，使吴忠信切身体会到河西走廊在西北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安西(今甘肃瓜州)和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北门户，兰州为河西走廊的东南门户。吴忠信对安西和敦煌的军事战略和经济意义亦多有肯定，“安西西去嘉峪关约四百公里，濒疏勒河附近，水利颇饶，为甘肃西北之重要水草田。自此以西皆为砂碛，直至哈密，方见园林。敦煌位安西西南党河中流，水草肥美，又据汉代长城之西端，自汉以来，历代皆为屯戍之区，军事重镇，诚国防之要冲也。”⑩可见，安西与新疆哈密之间的地区较为荒凉，军政人员欲前往哈密，安西和敦煌的绿洲是重要的补给基地，即中央军进兵新疆的前沿阵地。由于吴忠信须陪同马步芳前往重庆，在考察酒泉和玉门之后即东归，他未能亲往安西和敦煌。在视察河西走廊的10多天里，吴忠信不断与蒋介石、陈布雷、马步芳通电报，妥善细致地安排马步芳的重庆之行。12月17日，吴忠信等一行人陪同马步芳飞抵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8日，蒋介石即宴请马步芳，以示优待之意。马步芳留渝期间，吴忠信、何应钦等先后与其会谈，商定调整青海的军政办法等。双方最后拟定的草案主要内容有：河西走廊军队撤回青海，由中央军另派军队接防；粮饷方面，此后青海军队与中央其他部队享受同一待遇；骑第5军军长马步青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青海军队担负对西藏及新疆南疆之国防责任；青海政费由中央酌予补助(11)。这一草案与吴忠信和马步芳在西宁时的最初协商内容和精神基本一致。12月26日，马步芳准备离渝返青，蒋介石约其单独谈话，并共进晚餐(12)。蒋介石在12月“本月反省录”中认为，马步芳“来渝述职，其对中央，当能改变过去观念，此乃为西北重要政策也”(13)。在马步芳与中央加强联系的过程中，可以说，吴忠信的沟通游说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步芳同意二马军队调出河西走廊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第一，从抗战以来的大趋势看，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力逐渐提升。马步芳清楚，经由河西走廊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对国民政府而言已势在必行。石油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玉门油田的大规模开发，也是中央军须掌握河西走廊的关键因素(14)。第二，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青海为其主要地盘。由马步芳指挥的驻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部队为张掖的第82军第100师，而第82军军部在西宁，第100师回到西宁，名义上较为顺畅。此时马步青的主力部队骑第5军主要驻在武威、骑第5军第5师(师长马呈祥，为马步青女婿)则驻在酒泉，马步青自己长居武威。事实上，让出河西之举关涉马步青的利益更大，对马步芳影响相对较小。这也应是吴忠信到武威与马步青会谈时没有贸然提及请他让出河西、前往青海柴达木屯垦的原因。第三，为了对二马部队调出河西走廊有所弥补和安抚，国民政府给予马步芳若干好处。近期看，马步芳的部队获得中央军标准的粮饷，青海省政府得到更多补助；长远看，国民政府允诺马步芳以后参与新疆南疆和西藏事务。马步芳于1941年年底返回西宁后，很快布置调防事宜。按照在重庆的约定，他和马步青部队的调防顺序是先调自己部队回青海西宁，再调马步青的骑第5军到柴达木，且在行动之前严格保守秘密(15)，为的是防止马步青抵制国民政府的命令。1942年1月，马步芳的第82军第100师(师长韩起功)从张掖返青，中央军骑兵第10师(师长谭辅烈)从甘肃静宁出发，3月上旬全部开抵张掖防区。4月，国民政府令马步青的骑第5军移驻柴达木屯垦，国民政府暂编第58师(师长叶成，移防前驻天水)接替骑第5军直属部队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各地防务，新编第18旅(旅长徐汝诚)接替骑第5军第5师的酒泉防务。7月，换防基本完成。截至1942年8月底蒋介石巡视甘肃时，骑第5军驻河西部队只剩驻敦煌、安西一带的第5师第13团(16)以及驻永登的暂骑第1师一部。原来，1941年年底蒋介石与马步芳在重庆时即约定敦煌与安西部队暂时缓调，可能考虑到一则中央军到甘肃的西北角接防，路途遥远，需要较长准备时间，二则敦煌、安西与柴达木盆地地理上接近，部队可直接翻越祁连山前往柴达木屯垦。1942年11月，中央军第42军第48师(原驻兰州，师长罗列)接替第5师第13团的防务，师部驻玉门，第142团驻敦煌，第143团驻安西，第144团驻玉门赤金堡(17)。至此，整个河西走廊已基本由中央军接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