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2)05-0061-20 中关村地区位于北京的西北郊。20世纪初叶以后，清华学堂、燕京学堂相继成立，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色彩日趋浓厚。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高校、科研和文化机构及居住区沿这一地区主要干道不断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文教区。到了80年代中期，仅海淀区内就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50所和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研院所138所，共设置各种专业近1000个，每年推出的研究成果数以千计①。如此丰富的科技教育和智力资源在一个局部区域内高度密集的情况，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但在这一时期，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还是一个位于北京市经济发展后列、以农业为主的城市近郊区，农村经济在全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80年，在改革开放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击下，中关村地区的一大批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办民营科技企业②，逐渐造就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成立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时至今日，中关村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最具创新特色和活力的区域之一。据统计，2019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实现总收入6.6万亿元，实现技术收入1.3万亿元，上市公司总数366家，其中境外上市公司113家，总市值6.6万亿元。在同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中关村示范区有9家企业上榜，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硅谷(8家)。中关村科技园区不仅在全国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一直稳居榜首，也成为仅次于硅谷的世界一流科技园区③。总之，仅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中关村及海淀区即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近郊区域一跃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和北京市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由此，一个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在当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是如何培育并成长起来的?在科技工作者“试水下海”的背后，还有哪些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已有的学术成果看，转型国家市场化发育过程中的地方政府作用是中国经济改革史研究中的热点，研究范式以理论建构和逻辑论证为主流。这种重逻辑论证、轻历史过程的研究倾向主要的弊病是下沉到地方党和政府容易出现解释力不足的困境④。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历史主义的眼光，从经验描述进入到制度和机制的研究，提出各自的解释范式。如张五常“县域竞争”的解释⑤、周黎安“政治锦标赛”和“官场+市场”政经互动的解释⑥、钱颖一等“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⑦的解释、许成钢“地区分权的威权体制”的解释⑧、戴慕珍“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的解释⑨、洪源远“制度与市场共演”的解释⑩、韩博天“适应性治理”的解释(11)，还有萧冬连提出的“政府放权和市场发育，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政府放权，市场不可能发育起来。即使政府放权，市场也不是自然而然发育起来的，政府扮演了组织市场和培育市场主体的角色。”(12)这些研究都启发学术界有关市场化发育过程中的地方党政作用，不应只停留在形而上的争论，有必要通过经验研究，包括地区的、行业的和个案的研究作具体分析，构建中国经济改革历史叙事框架。有鉴于此，本文多方搜集资料，以原始档案和访谈记录为依据，以“‘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国家战略在中关村如何得以实现”问题为导引，拟就海淀区党政扶持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呈现中国市场化发育过程中的地方党政的试错型探索历程。 一、城乡二元经济困境与基层党政早期的探索(1980-198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地区成为国家科教资源重点部署的地区。历经三十多年的积累，到改革开放之初，成为科学教育的聚集地：按当时的中关村地区地域90平方公里、人口50万来计算，其智力密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0.55所大学和1.5个独立科研机构；每100个居民中有16名科技人员(比全国平均值高19倍)；每个居民拥有126册图书资料(13)。这种科技教育和智力资源的高度密集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与此同时，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还是一个落后的城市近郊区，农村经济是全区经济的主体，其工作重点是加强农业，发展农副业生产，丰富首都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1984年以前，全海淀区仅有的一百多个中小型工厂，竟全属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街道工厂(如煤球厂、砖瓦厂等)，产值极低(14)。1980年10月，中共海淀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要从海淀区的实际出发，“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的美丽清洁的海淀区和以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首都副食品基地，更好地为中央服务、为首都人民服务，为旅游服务，并尽快使农村进一步富裕起来”(15)。科教资源的高度密集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兼为海淀区的特色，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据中关村早期创业者纪世瀛回忆：“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内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墙内墙外两重天。”(16)客观说来，海淀区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照苏联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的科技体制所致。这一体制具有集中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问题的优势，为创造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成就提供了保证，但最大的弊病就是科技与经济相互割裂，对国民经济和属地经济贡献不大。在这种体制下，中关村地区许多大学和研究院所分别归属于各部委管辖，与海淀区政府几乎不发生任何形式的合作联系，成为中关村地区的“科教飞地”。正如时任国务院负责人所指出：“科研和生产之间，本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应当有横向的、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渠道。我们过去的体制，把它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堵塞了。科研机构只有一条垂直的对上负责的系统，没有通向社会，为生产单位服务的渠道。”(1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情况，中共高层开始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科技资源推动国民经济增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工农业年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将科学技术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紧接着10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还进一步指出“不依靠科学技术，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把握”(18)。然而，当时并没有设计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