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2)06-0124-08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将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引发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界诸多学者的严肃思考和广泛争论。争论的主题主要包括如何看待传统哲学、如何反思苏联哲学、哲学在当前俄罗斯意识形态“真空”境遇中扮演何种角色等。近年来，上述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文化问题，哲学家们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认同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愈演愈烈，他们努力探索当前俄罗斯的文化认同、文化使命以及民族文化特殊性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哲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一般来说，哲学理论范式转换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状况相关联，在社会经历转型或重大变革时期，哲学理论范式往往也随之发生转换。俄罗斯哲学当前就深处这一思想境遇中，即在后苏联时期文化认同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哲学界亟须作出应有的“文化觉解”，重释俄罗斯哲学的思想进路，以寻找到俄罗斯哲学新的理论论域。如果难以确立新的哲学理论范式，有学者的预言便不再是危言耸听：当今的俄罗斯哲学“死了”。 认同危机体现在诸多层面，比如民族认同、历史认同、地理认同、心理认同、价值认同等，但最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层面，它凝结了上述认同危机的共性内核，而当前俄罗斯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尤为严峻。文化学抑或文化哲学(文化学与文化哲学在俄罗斯思想界具有较大差异，下文会阐释这一差异。)在当代俄罗斯哲学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它们抛开了苏联哲学原有的意识形态内容和传统，对人们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思想教化作用正在凸显。“实际上，在俄罗斯(甚至白俄罗斯)的一些高校，文化学正是扮演着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替代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发挥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旨在向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灌输一种‘国家思想’或‘国家精神’”[1]。对文化问题的理论关切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理论论域，文化哲学日益成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显学。进入21世纪，俄罗斯文化哲学正逐渐形成其特有的理论范式，一些当代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不断加入这一队伍中来，如梅茹耶夫(В.М.Межуев)、斯焦宾(В.С.Стёгин)、古谢伊诺夫(А.А.Гусейнов)、斯米尔诺夫(А.В.Смрнов)、霍鲁日(С.С.Хоружий)、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波鲁斯(В.Н.Порус)、叶戈罗夫(В.К.Егоров)、别洛夫(В.Н.Белов)、古列维奇(П.С.Гуревич)、卡冈(Л.Н.Коган)等等。上述许多学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家，但他们对文化问题的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无疑促进了当代俄罗斯文化哲学理论范式的逐步确立。 一、从文化普遍主义到文化民族主义 究竟何为文化哲学，学术界至今难以形成定论，甚至有一段时期“文化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曾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究其原因是将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进行了庸俗化与平面化的理解，使对文化的研究失去根基，文化哲学也就失去了“理论生命”。文化哲学中的“文化”不是指对浮于社会生活表象层面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形式、文化制度等的机械认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这种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不具有独立的外观，而是作为活动机理、价值、规范、图式、机制、内驱力的维度内化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一切社会领域之中，制约着文明的进步和人的发展”[2]。因此，文化哲学是一种“理论范式的哲学”，是从人的根本存在意义上对文化形成的总体性理解。如果不从这一根本层面理解当代俄罗斯文化哲学，那么就会将其认定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多元化哲学之中的某一部门哲学。 当代俄罗斯哲学正在发生理论范式的文化哲学转向，这一转向的确能赋予深处文化认同危机中的俄罗斯哲学以新的理论生命，而这一过程又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或是批判同时进行。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历来就有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并且俄罗斯哲学一直负有确立俄罗斯独特文化认同、形成明确的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理论使命。因此，对西方文化，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大多持有审慎的批判反思态度，尽管从俄罗斯文化哲学的起源看，它的确来自西方。俄罗斯哲学家们并不否认俄罗斯文化哲学研究大量借用了西方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术语和理论范式，但这种借鉴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特定的认知过程。其实，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不小于其与西方的一致，我们一般喜欢从文明发展的一致性上看待俄罗斯与西方，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不应在文明(这里能够说的只有落后)中，而应在文化中寻找”[3]307。植根于俄罗斯特有的文化土壤，俄罗斯文化哲学家们更注重强调俄罗斯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与民族性，也就是俄罗斯哲学家们历来所津津乐道的文化“个性”(личность)。 回顾俄罗斯文化哲学的产生过程便知其与西方文化哲学无论在理论来源还是理论特质上都有一定差别，西方文化哲学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俄罗斯文化哲学更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俄罗斯传统哲学中有深厚的文化哲学根基，比如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таков)在其《文化哲学：关于民族性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超验的实在，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体悟；但这种超验的文化精神又必须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经过感官被人们接受。民族文化的这一特性一方面决定民族认同是比阶级认同、团体认同更加根本的认同；另一方面，使得民族文化必须有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国家作为外壳。”[4]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的著作《创作、文化和艺术的哲学》(中译本名为《文化的哲学》)亦渗透着浓厚的文化哲学思想，充满了对俄罗斯文化使命的忧思和艰深理论探索。在苏联时期，文化被视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加以理解，缺少特定的文化哲学研究。文化概念在一些经典教科书中有所涉及，比如康斯坦丁诺夫(Ф.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在其所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简要涉及文化概念，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组织编写的《哲学导论》将文化单列一章，但论述不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思，尤其在论述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的独特性方面更是细致入微。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化往往以全人类普遍的文化样板之名，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之实。俄罗斯思想家们曾努力在西方文化之中寻找文化认同，但往往适得其反，不是融入其中，而是“水土不服”。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永远只能算作欧洲文化的“外省”，而不能彻底融于欧洲内部，因为俄罗斯与欧洲无法达成思想与精神上的一致。从历史上看，即使欧洲国家间存在过敌对关系，但他们在文化上有一个共同家园——欧洲，这一共识源自欧洲民族内在精神与思想的一致，凭这一点，欧洲各民族能够做到忽视其各自文化差异，在欧洲文化共同体内部寻找到胡塞尔所说的“自己的家”。的确，俄罗斯曾努力在欧洲文化中寻求对这种“自己的家”的一般认同，但这种认同无论从欧洲还是从俄罗斯自身来看都是有限度的，这体现为两种异质性文化的根本冲突：欧洲文化超民族普世性倾向与俄罗斯文化民族性特质的冲突。这种冲突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只要有欧洲与俄罗斯文化立场的根本对立，这种冲突就无法弥合，但从另一视角看，俄罗斯文化哲学家们也时常纠结于作为民族性的俄罗斯文化是否有上升为普遍文化的可能？布尔加科夫的理论很具启发性，我们将布尔加科夫关于民族文化“超验”的“神秘直觉”性暂时存而不论，单就民族性而言，这是建立在特有民族文化认同与体验基础上才能实现的。这一认同与体验不是外源式的，而是内涵式的，即便俄罗斯文化之中有着极为深广的东正教与鞑靼—蒙古这些“外来”文化因素输入的痕迹，俄罗斯文化的根本特质仍然是民族性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基础仍不能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