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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对于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最早的本土传播者——首批俄罗斯汉学家的培养举措，以及这些汉学家学习研究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地以各种形式将中国文化体系、中国文化蕴含的思想价值传播到俄国，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具体贡献等问题，探讨传教士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化传播主体的“比丘林时期”在中国文化俄罗斯传播发展历程中的奠基作用和开创意义，并通过梳理总结俄罗斯传教士汉学家开启确立的从中文翻译中国典籍、以译代著的传播中国文化之路径，揭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主体路径问题。
енuе за мрu моря)中，俄罗斯才有了通过二手或者三手信息获得的关于中国的零星介绍。1619年，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哥萨克军役贵族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生卒年不详)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后，向沙皇呈上了最早的和最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文献之一《见闻记》(Росnuсь)，它是汇报性的简报，目的是为俄国政府的政治军事利益服务，行文简明扼要，枯燥肤浅，并未涉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最终引起俄罗斯人对中国兴趣的是1668-1669年御前大臣、时任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彼得·戈都诺夫(П.Годунов，？-1670)与人编撰的《关于中国和遥远的印度的消息》(Веомосмь о Кumаǔскоǔ земле u о 
)。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引起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关注。但是，中国对于俄罗斯而言仍旧模糊不清，充满了神秘和未知，更遑论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解。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基本上处于材料信息积累和尝试分析这些材料的最初阶段。 直到1715年，俄罗斯在施行“东方推进”举措中向中国派出了“北京传教士团”，其后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自公元988年成为俄罗斯国教后，便与俄国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东正教会依附和服务于俄国政权，成为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目标的重要工具。“这种局面在彼得一世(ПётрⅠ，1672-1725)统治时期得到彻底强化。1721年，彼得一世废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制，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开始称宗教部，后称圣务院、正教院、东正教事务衙门等)管理教会……教会实际上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①17世纪，西欧已经出现了俄国东正教教堂。1700年6月18日，彼得一世签署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东方语言的圣旨，下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挑选“两三个素质好、有学问并且年龄不太老的修士”派往中国，谕旨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文知识，以及了解中国人的迷信信仰”。② 东正教会伴随着俄国领土的疯狂扩张，建立起一系列派往各国的传教士团：1715年，北京传教士团；1794年，东正教开始在美国传教；1847年，耶路撒冷传教士团；1869年，日本传教士团；1898年，伊朗传教士团；1900年，朝鲜传教士团……他们为沙皇政权服务，公开从事传教活动，向俄国传递了大量的异域政治外交社会文化信息，客观上在打破俄罗斯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隔绝状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相关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俄罗斯汉学肇始于18世纪的俄国传教士团。正是1807年派往中国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1808-1821)传教士团领班、俄罗斯汉学奠基人、首位闻名欧洲的俄罗斯汉学家尼·雅·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1853)巨大的奠基贡献，形成了中国文化俄罗斯传播主体谱系中以俄国北京传教士汉学家为传播主体的比丘林时期(1715-1837)，为中国文化的俄罗斯传播，中国精神思想文化典籍的俄文翻译研究成为中国文化俄罗斯传播的重要路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首批本土中国文化传播者的培养 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在北京的非官方代表，作为非官方的外交机构行使职能，调研中国，进行满汉语学习，客观上推动了中俄语言的直接相遇和相互影响，培养出了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的传播主体、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首批俄国本土汉学家，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其采取的汉学人才培养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