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12-0115-0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迥异，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文化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力量。面向未来，中国必须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贯穿文化现代化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时段。为此，有必要厘清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自觉。 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理论内涵 文化现代化不存在一般的、普遍化的模式，其多元性正是源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国文化现代化坚持人学价值取向，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为此，理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一方面需要厘清文化现代化的一般过程与规律，另一方面需要明确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价值取向，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一)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发展 文化现代化指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现代化理论基于现代化理论发展而来，可以视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理论。文化现代化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文化的论述；二是对文化现代化的专题研究。 其一，现代化理论中存在大量关于文化变迁的阐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先后掀起过三次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浪潮。一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在经典现代化理论视域之下，文化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文化现代性是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依据。二是后现代化理论，该理论是在反对现代化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认为现代化过程导致社会出现理性专制、机器统治、人性淡化、精神空虚与生态灾难等“现代病”[2]109，由此提出了文化后现代化与文化后现代性的概念，倡导对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与解构，并指出当代文化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三是新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生态现代化、反身性现代化、多元现代性、第二次现代化等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取向；反身性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普通现代化过程以及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反身性现代化过程，在该理论视野中，文化现代化可以划分为普通文化现代化与反身性文化现代化两个阶段；多元现代性理论则认为现代性并非只有单一固定的西方模式，而应具有多种模式，是对文化多元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一种理论阐释；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由我国学者何传启所提出，他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称作第一次现代化、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变迁称为第二次现代化[2]112-114，由此文化现代化过程也可相应地划分为第一次文化现代化与第二次文化现代化两个阶段。以上现代化理论有关文化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规律，也为后面的文化现代化专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专题研究。一是文化现代化的概念阐释，众多学者将文化现代化视为一个文化变迁过程，如个性化过程[3]、多层次过程[4]、文化创新过程[5]。二是文化现代化的结果特征，亦即文化现代性的研究。三是文化现代化的现象研究，探究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规律，譬如：1980年开启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项目，目的是通过价值观情况反映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代化状态与趋势；学者叶南客以中国文化现代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6]。四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即以既有的文化现代化理论探究或指导文化实践，包括文化现代化指标、水平评价、政策措施等研究，如陈依元(2001)、叶南客(2004)、吕永红(2019)等学者对浙江、江苏、新疆等地方的文化现代化实践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述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化现代化的概念阐释、过程规律、阶段划分、文化现代性特征、理论应用等方面，偏向于将文化现代化视为一个客观过程，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属于事实层面的研究。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规律提供了借鉴。但是，从人类主体或国家的视角来看，文化现代化是一项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规划，面临“应该是什么与怎么办”的问题。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拓展需要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入学实践对于文化现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本质 中国文化现代化肇始于鸦片战争，是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7]。19世纪4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促使中国文化开始转型。洋务派率先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变革理念，兴办军事和技术学堂，并派遣学生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19世纪末，维新派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封建制度中影响人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人伦体系，要求废八股、改科举，提倡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认为，“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力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8]，即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学做“现代人”，成为有独立的精神和能力的人。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诸如“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新式学校的建设、留学生的出现、西方文化的译介以及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一系列文化变革措施，将中国文化现代化从物质、技术的层面逐步深入到了制度、精神层面，对封建制度解体起到促进作用，将压迫禁锢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体系撕开了一条裂缝，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