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中图分类号：B0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进一步彰显了其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的内在特质。可以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年)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创造性地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置于人类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坐标中来丈量，创新性地将中国现代化实践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层面来审视，从深层开掘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历史意义，拓展了我们把握“古今中西”问题的新视域。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既是对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客观描述，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之所在、“特”之所在。概言之，它是超越“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的现代化路径，是超越文明与资本逻辑一体化的现代化叙事，是一种具有独特软实力基础和鲜明新文明指向的现代化道路。具体来说，其内蕴的关键特质体现为社会主义定向、占有人类现代化普遍文明成果、在自身文化的内生性演进中生成。这既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特殊的普遍性”所具有的文化根基和文明特质，也深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奋斗历程和目标走向，即这三重特质不是按自身逻辑孤立演进的，而是在实现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的历程中，共同内化于今天的现代化实践。

      一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及其“特殊的普遍性”逻辑

      经过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命运跌宕，经过近三百个政治团体轮番演绎的救亡图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通途。对比即知，实践中的有效性首先源于理论上的科学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得通、走得好，源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没有直接以“现代化”为关键词所展开的相关讨论，但就其思想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理路而言，却包含了关于不同类型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系统思考，尤其是对德国和俄国这两种不同于西欧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的考察、对特殊现代化类型的关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

      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逻辑来看，在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把握上，它始终坚持一种实践的、现实的观点：一方面透彻批判资本主义所谓的普遍性及其所依附的抽象思辨的历史观，深刻揭示了“抽象的人”背后的阶级性以及思辨面纱背后的特定利益；另一方面致力于构筑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普遍性(或称“特殊的普遍性”)，立足于资本主义形成和演化的现实历史进程，牢牢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逻辑。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将之界定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它立足于每个个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于实现这一总体性目标的手段，马克思强调指出，必须释放出一个特殊阶级(无产阶级)的普遍潜能，从而使总体性目标(共产主义)既作为社会理想又作为生成性的现实运动而存在。由此可见，“特殊的普遍性”逻辑所展示的现实旨归，完全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恰恰是特殊性的普遍释放和个性的普遍实现。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亦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批判，成为了揭明“特殊的普遍性”逻辑的展开方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抽象的、从而是虚假普遍主义的“现代社会”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同上，第444页)。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从现实的普遍性看，“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同上，第444页)；另一方面，从现实的特殊性看，资本主义“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同上，第444页)，“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同上，第444页)。可见，马克思虽然将“资本化”视为现代化的核心特质，但已经发现在此进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无法归类的特殊性，所以他将“资本化”所定义的现代化严格界定在西欧国家的限度内。

      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种特殊代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现代化进程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历史理性，表现为一种已被预设的、统一的辩证运动的过程。黑格尔在面对历史的生成性时，认为历史是精神的活动领域之一，坚持将世界精神视为现实的主体，并按照精神展开的领域和过程，将每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塞入”其逻辑学所预先规定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即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最终将历史的生成过程变成了一种静止的神学体系。这种历史哲学所隐含的现实判断是：现代化过程是一条唯一的、普适性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黑格尔认为的处于唯一性道路上最高发展阶段的日耳曼民族，当时正受困于显而易见的落后状态。思辨哲学在现实面前的贫困，或者说，历史理性与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落差，呼唤一种具有实践特质的现代化理论的介入。

      对此，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出于解决当时德国面临的现实难题的考量，致力于让对天国的批判回归到对尘世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回归到对政治的批判，以打破虚幻的历史理性的完满，回归到德国的落后现实来寻找现代化路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当时德国所深陷的社会矛盾，即德国哲学已经预设了现代社会的理想形态，德国现实却远远落后于时代，以致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这种时空错位，与一个多世纪之前中国从落后国家走向现代的历史境况具有相似性。虽然马克思此时尚未构筑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大厦，对德国现代化的思考还仍诉诸“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同上，第16页)这一理论追问，提出的路径还处在主体性哲学思路下的“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同上，第16页)，但对现实之特殊性的理解，却蕴含着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