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语言转向”是走进现代哲学的关键命题，而对其认识较多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的框架①。事实上，“语言转向”也得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除英美分析哲学强调的语言的本质是逻辑之外，“语言转向”还有另一种理解和发展，它以索绪尔(F.d.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的语言结构分析为源头，产生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发展理路，把语言特别是文本语言拓展到更广泛的符号世界。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所探讨的正是后一语义的“语言转向”。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本土化的发展，主要人物有威廉斯(R.Williams)、霍加特(R.Hoggart)、霍尔(S.Hall)、伊格尔顿(T.Eagleton)、本尼特(T.Bennett)。他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反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单向度的理解模式，以文化研究为着眼点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通过“符号”联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以符号的微缩镜窥探现代性社会的运行机制，洞察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结构。 一 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三重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关注到“语言转向”的意义，认为其代表了哲学从实体论证模式向语言系统与对象世界关系论证模式的转变。同时，他们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进行了三重批判，使得“语言转向”从格式塔的符号结构关系走向符号化对象世界的分析，延伸了“语言转向”的现实意义，为“语言转向”打开了人类社会的广角镜。 ⒈对索绪尔纯粹语言学指向的“语言转向”批判 索绪尔将“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的“二元对峙”模式作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诱发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即从主客二分结构转向了主客之间具有中间关系宿主的“语言”，搭建了“主体”“客体”“语言”三维模式的认识结构。这对推动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语言转向”的启示，将语言“关系论证”的方式引向主体通过语言对对象世界建立分环勾连的认知方式。“语言”“符号”“文化”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词，因为他们认为“要理解‘结构性的人类过程’这样一种观念所隐含的全部意义，就必须转而研究那些关于语言的变化着的概念”(威廉斯，2008年，第18页)。 与此同时，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索绪尔纯粹语言学指向的“语言转向”展开进一步反思。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表现为，抽取语言符号的质料，仅保留语言符号的形式。之后法国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继承索绪尔语言学的遗产，作出具体言语与抽象语言的区分，否定结构的历时性，以超出历史事实的纯粹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索绪尔以来抛去言语事实而获得内部语言完满规则的做法，以语言、符号、文化与社会的接连关系，发挥“语言转向”的社会功能。他们以历史现实为依据探究“语言转向”的意义，并通过具有现实性的语言命题反观现实社会的深层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关系从“概念”与“音响形象”的抽象关系转变成符号接连物源与意义的集合，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究结成符号意指关系的运动。他们关注“语言转向”对理解对象世界的作用，强调“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的辩证关系，推动“语言”转向“符号”，“符号”转向“符号化”和“文化化”的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以“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将符号放置于文化的场域中，联动文化与符号的张力关系，一方面强调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对符号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展开符号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系统，是由意义组建的系统，而意义需要依托文化展现与展开。 2.对现当代文学理论“语言转向”的文本中心论、自律论的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语言转向”流入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展开反思。20世纪初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学科交融发展的态势，不仅出现了以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为代表的心理学视角，而且伴随文学上结构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和英美“新批判”对文学偏重“形式”的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对后者将索绪尔语言学的方法和观点对应于文学理论而形成封闭的“文本中心论”和“文本自律论”进行批判，反对将文学作为一种形式美学而忽略其社会实践的意义，认为“‘文学’强烈地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同上，第11页)。他们不仅反对形式的中心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实现着“去中心”和“反本质主义”，开辟了“阶级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种族文化”和“边缘群体文化”的对话模式，将文学置于与社会变量相交互的场景中，形成了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多重语境关系的分析，实现了由文学文本通达社会文本的跨越式研究。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以20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为背景，分析了索绪尔“语言转向”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中的作用，并以现象学、诠释学和接受理论的视角阐释了意义与语言、先验主体与此在、先验现象学与诠释现象学、封闭文本与接受美学关系中语言符号的内涵，进一步对比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符号理论的社会价值。(参见伊格尔顿，2007年)本尼特在其代表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以“重访形式主义”(本尼特，2011年，第3页)为视角，批判性分析了索绪尔还原论和形式主义的语言学，阐释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在接受巴赫金历史诗学的语言观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文学从美学功能向政治学功能延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