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发表了时任主编薛爱华致汉学家同仁的公开信。信中表明，在古典模式向区域研究的“中国学”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汉学正在遭遇分裂的危机，古典汉学家指责现代汉学追赶学术潮流的社会化趋势，而现代汉学家又哀叹前者耽于细枝末节的保守与过时。薛爱华一方面担忧汉学因缺乏明晰的方法论与边界而失却其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传统研究对语言文献的理解及探讨方式有过于偏狭之嫌，于是他建议以扎实但广义的语文学来作为汉学家的方法论基座。①薛爱华对欧美汉学界的影响无疑是深广的，尤其是考虑到他承接卜弼德将欧洲(尤其是法国)古典汉学的文化语文学资源引入美国汉学所起到的嫁接转换作用。 6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汉学还是人文研究，学术境况与国际态势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更迭，但薛爱华时代所呈现出的汉学难题并未被消抹，而学科格局与文化关系的蜕变又对之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汉学似乎仍然在拘于具象的传统考究和迎合方法论时尚的话语间、在文化治理的智识拓展和自我身份的镜像制造间游移。汉学当是中国知识的域外再现吗？抑或是西学话语对特定他者文明的规训？它与人文研究乃至更广阔的学科论域是何种关系？它在文明的交往协商中实际或应当行使怎样的功能？ 面对上述问题，作为美国东方学会即任会长的柯马丁教授，其汉学研究或许给出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应。近几十年来，他在早期中国文学、比较古典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在国际学界具有公认的跨区域和跨学科性的学术影响。柯马丁的学术研究聚焦了本土学界与海外汉学交汇时所释放出的多重论辩空间，而其极富特色的研究风格和人格本身增强了这种跨话语协商的复杂性：他从来不甘于仅仅提供一种中规中矩、聊备一格的平淡方案，总是以大胆而不失严谨的推论搅扰并挑战我们原本舒适的问题模式和应答传统，引发中西相关学界热烈的讨论甚或激烈的争议。在笔者看来，这正推动了一种真正充满创造活力与对话潜力的当代汉学。因此，本文力图以柯马丁的研究为典型窗口，就其间折射的当代汉学话语的特征与动向做出考察、论释和评估，由此辐及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和推动跨文化对话问题的时代关切。 一、“去汉学化”的“新汉学”：核心特征与内在理路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柯马丁等人的工作及其推动的新时期汉学研究中有三个核心特征是尤其值得注意的。 其一，语文学的根基。作为欧美人文学科的一脉主导性话语，语文学的确切内涵是含混且变动的②。不过，绝大多数现代学者仍然拥护的是，语文学精神的基本内核在于对语言和文本采取的审慎探究：另一方面，语文学的路径和立场又往往被视为新兴理论方法的对立面或区分项。尽管这种看法显然是成问题的，而且在语文学的当前发展趋势中正在被反思与超克，然而，细读与理论、考证与思辨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仍然是很多学者脑海中的一种本能预设，这是当代人文学界值得深思的现象。柯马丁的前辈和好友宇文所安同样备受争议，争议点往往也是其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解读方式。宇文所安在耶鲁高度理论化的文学批评氛围中浸润十年，当中国学界试图以“解构阅读”来定位他的工作时，他对此是拒斥的：如今，“解构”已经成为一个轻便且污名化的标签，它意味着将汉学家的工作更多理解为一种目的可疑的主观策略，而否定了其扎实细密的文本分析理据。 在包括柯马丁、宇文所安在内的不少汉学家的自我定位中，他们是古典人文严肃的研究者，只是主要在古代中国这一特定文化场域展开学术实践，新异或尖锐的问题意识与解读方案不是解构的策略所致，而是智识探询的“自然结果”。在他们看来，细读分析语言文本是人文学者基本的研究态度与能力，不能因种族身份而进行等级判定。很多时候，赞扬一个汉学家作为“外国人”能“读好中文”，近乎同时意味着对其专业性的轻慢。相较于其他汉学家，柯马丁的研究受德国—欧洲传统汉学语文学训练更显明，这一点从他研究里极为扎实的文献引用与分析中便可见一斑。值得强调的是，柯马丁的工作所呈现的欧洲语文学传统，尽管有其特定的具体术语和技术性方法，但同样重视文字、训诂、音韵、目录、版本、校勘、学术源流等中国传统文献学遗产；同时，他又能兼容北美汉学对问题意识、理论介入和批判对话的诉求，将语文学基础与人文研究的一般性议题相结合。柯马丁的语文学辩读总是基于、又不拘泥于学术传统，甚而，他对这些基础性学术传统的预设、变化与限度亦保持高度的敏感。事实上，很多论述或是经由这些问题而切入，或是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可谓一种后设语文学(meta-philology)的学术实践：以语文学的路径来批判语文学。正因为秉持语文学的立场，柯马丁尤其强调，文本的言辞并非传递思想内容的通道，二者从根本上不可剥离。如此一来，研究者的任务不是要排除言辞的困难去理解文本的内容，毋宁说言辞困难的表象本身即是发掘文本世界秘密的线索与契机。如果细读柯马丁的论文，公允而言，他从未轻易脱离文献基础和逻辑论证而做出天马行空的想象性发挥，而总是在广泛而密实的文献论析中积极思考新的、更合理的可能读解。尽管不少读解对于本土研究范式而言是颇具挑战性的，但这种挑战不应当被轻易且空洞地规限、并规避为某种“异域的解构视角”，③从而晦蚀其真正的学术分量。 其二，比较的视野。正因为语文学绝非局限于文辞的精微之学，而是关联着广阔的人文思想体系，指出汉学的语文学根基当然并不意味着模糊其话语源流与中国本土研究传统的区隔。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欧美人文学科整体上，就不难发现，贯穿柯马丁及其当代汉学同行论著的关键词，包括作者问题、文本形塑与流变、口头与书写、接受与阐释等等，都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古典学、中世纪抄本研究和圣经批评研究等欧美人文主流领域所共同关心的文本文化焦点问题，皆事关文本文化的编码特征及话语运作机制。那么，西学脉络中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分析理路何以能够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触类旁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