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12-0015-09 “Auslegung”是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汉语学界有“解释”和“阐释”不同译名，从现代诠释学创立及至当代发展，这一概念始终具有不可回避的重要性，近年来又成为探讨的热点。①其中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旨趣，一种侧重“客观义”，即对文本、作者原义/原意的考证、重构和展开；另一种着眼于“延伸义”，即理解者对文本或自身存在意义的开显、阐发以及创造。对“Auslegung”的理解成为诠释学流派分野的重要标识，无论是方法论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赋予它的不同内涵，还是汉语学界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译名分歧，都反映了不同诠释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张力。 诠释学经历本体论变革之后，方法论诠释学再度崛起，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集大成者贝蒂(E.Betti)，致力于廓清“Auslegung”概念的复杂性，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重塑，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交锋中，贝蒂通过把这一概念与“赋义”(Deutung)、“意义赋予”(Sinngebung)区别开来，重申解释的客观性要求；赫施(E.D.Hirsch)则通过区分含义(meaning)和意蕴(significance)，重申解释的有效性要求。厘清“Auslegung”概念的涵义嬗变及困境、当代方法论诠释学对这一概念的重塑，及其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之间的争论，对于深入思考诠释学发展中的种种分歧、汉语学界的不同理解包括相关译名的争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从“解释”到“阐释”：“Auslegung”的涵义嬗变及困境 “Auslegung”的诠释学含义以日常语义为基础，在日常德语中该名词意为解释、阐释、注释，规划、布局；相应的动词“auslegen”，字面义为打开、陈列、铺放，引申为解释、注释，设计、规划。这些含义相近相通，不同的中文译法往往可以互换。但作为诠释学的术语，不能停留于日常语义，而需要进一步辨明其哲学上的涵义及演变。 浪漫派诠释学是现代诠释学的第一个形态，最早厘定“Auslegung/auslegen”的内涵和外延。施莱尔马赫频繁使用这一概念，也经常将它与拉丁语源的“Interpretation/interpretieren”作为同义概念交替使用，“其实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还是伽达默尔对‘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都没有做严格的区分”②，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多处文本依据。浪漫派诠释学明确提出理解的客观性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法论规则，将“Auslegung/auslegen”“Interpretation/interpretieren”的概念内涵确立为以重构文本和作者原义/原意为目标的解释，鉴于此，这里我们姑且译为“解释”(译名探讨见本文余论)。施莱尔马赫在1805-1809年的《诠释学箴言》中强调，“解释(Interpretiren)过程中的要事在于，必须能够走出自己的意念(Gesinnung)，进入到作者的意念之中”③，排除理解者的偏见，避免随意的阐发，以便趋近文本、作者思想的原貌。施莱尔马赫要求区分“auslegen”和“einlegen”④，尽管他未给出详细阐述，但这一提示对于我们理解其诠释学用意非常重要。这两个词词干相同，前缀不同，一个是“解开”“释出”(aus-legen)，另一个是“置入”“嵌入”(ein-legen)，前者旨在把原有的含义释放出来，后者则带有添枝加叶地发挥之义。诠释学研究的是“auslegen”，而不是“einlegen”，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客观地呈现文本和作者原来的意思。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本原义和作者原意并非总是等同，以致需要使两方面互相印证，才能实现更好的理解。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包含对语言表达的理解，也包含对言说者/作者及其思想的理解，“由于这种双重的理解，解释(das Auslegen)是一门技艺(Kunst)”⑤，其“外延”包括语法解释(grammatische Auslegung/Interpretation)和心理学解释(psychologische Auslegung/Interpretation)，二者构成解释的两大方法，分别基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语法解释的任务是从含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方面来理解语言表达，心理学解释的任务则是理解作品的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个性。广义的心理学解释又分为纯粹的心理学解释(rein psychologische Auslegung)和技术解释(technische Auslegung)，前者侧重对作者思想进程的动态描述，后者侧重刻画作品创作的风格形式。施莱尔马赫赋予语法解释和心理学—技术解释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二者相互补充⑥，语言表达越具有客观确定性，就越需要语法解释，反之，越具有个性化的主观特征，则越需要心理学解释。解释的目标始终是原义/原意，甚至是“比作者理解得更好”的原义/原意，澄清作者本人未曾意识到、却潜在地包含于其意图和作品之中的思想。 狄尔泰延续并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传统，《诠释学的起源》(1900年)一文对“理解”和“解释”进行如下界定：“从外在感官给予的符号去认识内在之物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理解”⑥，“这种对持久固定的生命表现(Le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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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ungen)的合乎技艺的理解，我们称之为解释(Auslegung)或阐释(Interpretation)”⑧。显然，“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被狄尔泰视为近义或同义的概念，综合考虑其术语内涵和词源学依据，我们分别译为“解释”和“阐释”。首先，狄尔泰的“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客观义”取向，具有“解释”的内涵，但句中“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是同位语，若都译为“解释”，则译名重复。其次，狄尔泰的诠释学搭建了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过渡的桥梁，他赋予“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的涵义也具有，从“解释”向“阐释”、从“客观义”向“延伸义”过渡，或言之，兼有“解释”和“阐释”双重维度。在狄尔泰这里，理解的历史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合乎技艺的理解即解释，意味着解释主体进入生命—历史的关联中，通过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获得对他人生命表现、精神客观化物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具有历史性。狄尔泰固然孜孜不倦地追寻客观解释，同时又超越了仅以正确理解为目标的诠释学技艺，对理解的条件进行了自觉反思，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关联(Wirkungszusammenhang)、历史因素凸显出来，突破对个别具体文本的客观“解释”，拓展到对理解者自身以及作为效果关联的整个精神世界、历史世界和生命洪流的“阐释”，表现为无限的意义生成过程。最后，相较于“Auslegung”，将“Interpretation”译为“阐释”符合词源学含义⑨，更能凸显其活动主体的中介性与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