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书衣文录全编》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引言：主观选择性——不全写

      书衣文录相对于孙犁的小说等文体创作，受到的关注以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既没有专门的著作，也没有系统而深入的论述，①究其原因，除了《荷花淀》等抗战小说对作家其他创作的“遮蔽”外，②与书衣文录的书写方式有很大关系。这种写在书皮上的简短文字在他人看来显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作家本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认识，“别人或认为这很无聊，但我以为这些东西，不是虚妄的”。③不仅如此，对于其中的具体细节，孙犁更是重视，在给冉怀舟的信件中，孙犁写道：“《书衣文录》，《鲁迅全集》及《五代史平话》两条，文末添注‘一九七六’字样。移至七十一页《近思录》之后。《鲁迅全集》一条，列在《五代史平话》之后。”④即便那些认识到书衣文录重要价值的研究者也只是将这些文字看作是孙犁“排遣积郁”的特殊渠道，是孙犁保持独立人格的重要方式。⑤在这些研究中，书衣文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日记，主要充当了孙犁研究的一份史料，并不具备本体意义，也没能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对象。然而，无论是从书衣文录的创作主旨，还是从其记录内容的选择性，抑或其文学性与审美性创造等方面，书衣文录都具备独特的文体特征。实际上，书衣文录作为一种日记，虽然是孙犁日常生活的记录，但并非孙犁生活的全部，而是经过了他精心的选择与剔除。例如在1967-1972年的5年间，孙犁的书衣文录是空白，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为特殊历史阶段中作家身心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孙犁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⑥孙犁此时期的情感生活也是很顺畅的，经魏巍介绍，他结识了来自江西的张保真女士，仅1970年10月到1972年8月两人“热恋”期间，男方写给女方的信件就多达112封，但书衣文录却对两人之间的感情只字未提，无论是点滴幸福还是日常的小烦恼，哪怕是曲折隐晦的书写也没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期孙犁与友人数量“颇丰”的书信往来，详见表1。

      

      从中可以发现，3年间孙犁共写信件25封，与友人的通信中既有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又有对家庭琐事的诉说，更有个人情感的发泄，但上述这些内容都与记录日常生活的书衣文录“绝缘”。书衣文录的叙事空白传达了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即孙犁写作的主观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也构建了书衣文录的“叙事文本”特征。那么孙犁的自述也即“此盖文字之积习，初无意深存焉”⑦就可以修改为“此盖文字之积习，虽初无意深存焉，但却非无聊与虚妄”，因为“孙犁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异于常人的自信和自尊”。⑧而这也可以从研究者对书衣文录的研究中得到验证。“这些书衣文记载了孙犁的很多隐私，但毕竟写在书皮上，带有某种程度的敞开性。因之，在这些书衣文中，孙犁很少明确完整地记载矛盾纠葛以及心理感受，一旦涉及具体家庭纠纷，大多是一些闪烁其词的只言片语。”⑨这便明确指出了书衣文录书写过程的主观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书衣文录所展现的仍旧是孙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形象，即便有的书衣文记录了作家自身情与理的冲突，但是却没有如郁达夫日记中关于本能、欲望的大胆而真实的描写，更没有如茅盾日记中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形象的表达。因此，书衣文录不仅仅拥有“无边焦虑的自我缓释”功能，⑩而且还有对“现实的剖析”(11)的文献价值，更是作为一种经过主观选择的“叙事”，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与意义。

      一、书衣文录中的“日常生活”

      虽然书衣文录在孙犁自己看来是私人日记，“书衣文录，实则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12)但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事情，或者说哪些事件被孙犁拿来选择性记录，则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与文本理念。

      首先，书衣文录对于书籍的记录，这是其中占比较大的部分。孙犁自述与书籍的关系是“黄昏之恋”。在上千页的书衣文中，孙犁详细记录了自己一生阅读的书目与种类，包括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类型多样，书目繁多。他详细记录了书籍的来源，诸如在《中国小说史略》的书衣上，孙犁写道：“此书系我在保定上中学时于天华市场(也叫马号)小书铺购买”，(13)《一周间》书衣上则是：“此书系卅(年)代初，余在北平流浪时购于荒摊”。(14)但更多的是自己思想与心情的展露，诸如在《六十种曲》书衣上，孙犁写下“时有处处流氓，手摇大弹弓，漫步庭院，顾盼自雄，喧嚣奇异，宇宙大乱”，(15)烦乱与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众多书衣文中，我们经常发现孙犁对书籍尤其是著者的评析。“此公读书精细，文字清丽生动，好自夸张，颇喜记述他人对他的称赞。”(16)但孙犁更多是将书籍与人生相结合，抒发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诸如“书之遇亦如人之遇”。(17)孙犁爱书如痴，爱书如狂，一生与书籍为伴的孙犁读书、品书，以书论人生。在《李太白集》的书衣上，孙犁叙述了自己所收藏的书籍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状况。随后在另一本书衣上孙犁又写到“凡书物与人生等，聚散无常”。(18)嗜书如命的孙犁藏有大量的旧书籍，然而大部分书籍都在文化浩劫中被造反派掠去，当然它们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或归还或丢失。书籍的归还与失去正如人生的得与失，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失去，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命运有时并不为我们的手所掌握。所以，我们不必为“失去”或人生的各种遭遇而难过，因为人生充满着各种无常与变化，我们所能做、所应做的只是珍惜生命，珍惜当下。

      其次，书衣文录记录了孙犁的日常交往活动，其中大部分是与孙犁交往多年的好友来访。晚年孙犁喜静，因此谈话聊天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书衣文录也真实记载了孙犁的这种会客习惯。《道藏目录详注》书衣上记载：“今日上午柳茵来，柳为晋察冀通讯社故人，不见已卅年……谈两小时而别，盖亦深知我习性也。”(19)而“昨晚之链来，为余幼年同学，发虽白，身体尚好。今日上午克明来……”(20)则记录了与战友李之链、李克明的相聚。这些耗费了孙犁大量时间的直接交往行为，被孙犁记录下来，其中有的是多年的战友，有的则是文学青年，当然更有报社的同事。包书过程中孙犁睹书思人，以真挚的笔触追忆与亲友的艰难而美好岁月，其中既有对远千里、杨朔、侯金镜等好友的追思，诸如“他(远千里)是二十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他写的诗，明白晓畅，我所喜爱”，(21)又有对结发妻子的深切怀念，详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