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2.06.010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2)06-0080-10 1947年5月17日，在孟良崮附近的一个村庄，已被俘的原国民党整编74师9位将校军官围成半月形跪下，为他们的师长张灵甫送别。“将军百战身名裂”，张灵甫就此走完了他的戎马人生。不过，无论生前身后，张都以其个性与传奇经历而引起了文艺界的特别青睐，前有《德安大捷》(话剧，1939)，后有《南征北战》(电影，1952)和《红日》(长篇小说，1957；电影，1963；电视剧，2008)。其中，尤以《红日》影响为著。然而，“对于小说和生活的信任感在不同人那里和不同时代中是不同的”[1]，曾风靡一时的《红日》在近年遭遇某种阅读逆转，如有读者感言：“我第一次见到张灵甫的照片”，“当时有点惊愕。张灵甫，身高一米八六，可说是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小时候看《红日》，‘张军长’的形象实在不咋样。这种反差，即使你有再多的心理准备，也是难以接受的。”[2]如果说“后现代的认同性的中心”“是闲暇，注重的是外表、形象和消费等”[3]，那么死得“轻如鸿毛”的张灵甫却在新世纪以其“男神”级别的容貌及北大经历、抗日功绩赢得了消费主义的胜利，甚至在部分女性读者中出现粉丝效应。但学术研究大可不必俯首于今日中产女性的“颜值正义”。其实，小说《红日》对军事能力、个人品质皆存争议的张灵甫的艺术刻画，已达到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最大可能性。即便以今日眼光看，小说之于原型真实行状的叙事重构也并不失其合理性，电影《红日》《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饰演者舒适和项堃也皆为魁伟、方正之人，并无极端丑化，较之现实中张对人民解放军言必称“匪”要平和、客观得多。那么，《红日》对真实人物张灵甫(1903-1947)的本事重构，涉及怎样的叙述问题呢？其实，社会主义文学怎么界定“我们的敌人”？如何在叙事实践中寻找适宜的路径与方法？又怎样控制叙述边界？皆充满多重纠葛与内在冲突。而《红日》对张灵甫本事行状的改写与艺术虚构，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一窥其中秘密的窗口。 一、“敌人”：拒绝他性 作为国民党军青年将领，张灵甫是在抗日战场上赢得声誉的。他勇于力战，如1937年12月8日率领305团在淳化与优势日寇作战，双方短兵相接时，“(张)左手臂中弹重伤。这是张灵甫第四度负伤。随行人员力劝张灵甫随伤兵后送，渡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咬著牙忍住剧痛说道：‘从前项羽四面楚歌，还不愿渡乌江，我怎能因这个伤渡长江。我要与敌人决一生死，完成誓言！”[4]112这种记述虽有粉丝心态，但类似力战、恶战，确实在张的战斗生涯(不仅抗战)中较为多见。不过，张灵甫却并非只是悍勇无智之辈，其实也还多谋善断。1938年张古山之战，时任153旅旅长的他援用三国邓艾偷渡阴平一事向上峰王耀武献策：“为避免重大伤亡，不宜对各山头直接正面仰攻硬冲。正面应仅取佯攻之态，同时选出精兵编成突击队，绕道后山，无人烟处料敌疏于防备，突击队攀岩附葛摸到山顶进行背后偷袭，成功后，地面部队即转入真正攻势，前后夹击，当收事半功倍之效。”[5]115王耀武依策而行，果然大收奇效。所以，无论论其勇智还是计其战功，张灵甫都是优秀抗日将领。亦因此故，抗战结束时，他从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原74军)师长。 以上记述完全出自民族主义视角。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话语资源，我们的社会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框架，这使得一些事物清晰可见，而另外一些事物却难以看到”[6]，倘若从革命视角观察，情况就迥然不同。套用传统说法，张灵甫可说是“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早在抗战之前，身为中央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第3营营长的张灵甫就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初期更率74师，连下两淮、涟水等军事重镇，势如破竹造成华中野战军全军震动，“中共丢失两淮根据地，华中‘京都’沦陷敌手，原来在整个苏中、苏北军事上的主动局面，因此大翻盘，大片的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军事上的失利连带也造成经济上的困境，华中地区的工商业经济来源几乎就被全部切断，兵员补充、后勤补给都发生了严重困难”[5]255。其间，华野部队也因74师猛烈攻击而伤亡惨重，仅6师(后改为6纵)在第二次涟水之战中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6师的作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7]当然，部分研究者可能并不关注那些被74师重炮击杀的解放军战士，但作为6纵宣传部部长的吴强却视那些解放军战士如亲人。而且，不将敌人视为罪犯，也超出了一般的人性要求。故当吴强提笔撰写《红日》时，张灵甫注定了是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如果说“每一个群体都有它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而且这些世界观还“必须被作为故事来被讲述、被书写”[8]，那么社会主义小说对如何讲述敌人的故事必然有章可循。不过，对于怎样讲述张灵甫其人其事，吴强倒有自己不拘一格的考虑： 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9]4 吴强此段自述包括两层意思：(1)“按照真实的面貌”；(2)“把他们当作活人”。这意味着，在反面人物的诸种讲述类型(如喜剧化、他者化、正剧化与悲剧化等)之中，作家须挑选甚至改造有利于“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类型。 那么，《红日》择取的是何种反面人物叙述呢？对于持“颜值正义”的部分粉丝而言，无疑会倾向认为《红日》所循乃以“妖魔化—野兽化”为特征的他者化叙述。所谓“他者”，系指被叙述对象被“深深地打上了他性”，“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他)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10]他性叙述最易于辨识的外在特征是两层叙事处理：(1)形貌丑化甚至兽化；(2)道德卑劣化甚至“禽兽化”。对此，论者多有批评：“(反面人物)往往被脸谱化了，多是鼠头獐目，躬背弯腰，抠眼睛、尖下腮、塌鼻梁。女角色还离不开妖里妖气、骚里骚气，手里总是夹着香烟，脖子总是歪着。”[11]然而小说《红日》其实与这两层“他性”处理皆无甚关系。的确，《红日》对张灵甫形貌的描绘偏于粗俗，与张氏实有的英俊潇洒有所差异，如“(他)缓缓地嚼着。饼干不脆了，粘牙，于是，又喝了一口牛奶，漱了漱，把粘在牙上的饼屑冲刷到喉咙里去”[12]421，但究其根本，这也不能说是作者有意粗俗处理。与粉丝以定妆照片为据不同，吴强见过张灵甫本人，那是孟良崮战役结束次日，“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9]1。显然，如此情形出现的张灵甫，很难给观者留下“英俊潇洒”之印象，但《红日》仍称他“身体魁大”，“是个有气概、有作为的人”。[12]417以此而论，《红日》对张的形貌刻画明显留有余地。至于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例常有之的将“政治的敌人”设置为“民间秩序的敌人”[13]的做法，《红日》令人意外地并未采取。小说既未将张灵甫个人虚构成淫邪卑劣之辈，亦未将整编74师官兵写成烧杀抢掠之徒。相反，小说中有些“解放战士”和被俘军官仍对74师充满自豪：“我们班一个刚补进来的解放战士说，‘你们能打败三十六，打不败七十四！’听了他的话，我是个不好生气的人，心里也生了气！我跟他谈过两次话，他还是不服。”[12]263可见，《红日》确实如作者所言“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比较尊重张灵甫个人自律和74师军纪严明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