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篇文章，再次重读张者小说。读下来，却收不了心，也下不了手。原来想给张者一个定位，却感觉他仍在变化中，很难准确拿捏。在1960年代的作家群中，最先出道的应是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1959年生，也归入此列)、格非、北村等先锋派，接着是东西、毕飞宇、邱华栋、朱文、李冯等晚生代，他们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已是风生水起或崭露头角。张者虽也出生在1960年代，在1990年代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他奔忙于生活，加上“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挣钱，炒股，写剧本；种菜，养花，栽果树，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时间和精力”，还享受着“自在和松弛的状态下”写作，“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①。他的出道相对比较缓慢、大器晚成，属于厚积薄发。他按自己的节奏写作，有着不算特点的特长和定力。他虽不先锋，却有先锋派的机智；不追求大众，却有时代感受的强烈；不炫技巧，却很会讲故事，深谙小说文体的路数。写地域不限空间，而有历史的厚重；写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而有人性的悲悯。他以真实而丰富的文学景观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一份证明。 说到张者的文学创作，不得不提到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与他的人生经验有关，张者更有这样的特点。他的大学本科学习中文，研究生研修法律，前前后后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媒体工作，小说《再浪漫一回》(《青年作家》2011年第4期)就写了这段经历。他熟悉大学，也熟悉社会，他眼中的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打通了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围墙，以大学中文的理想和社会法律的冷静，创作了“大学三部曲”。他出生在河南，后又在新疆长大，河南老家和西部新疆是他梦牵魂绕之地，是他创作和想象的故事巢穴，他的“老家”和“新疆”小说系列都与此段经历有关。凡与他有过接触的时常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对事待物机智而幽默，还有些不屑一顾，实际上，他有极真诚的心灵和大爱的情怀，挂在嘴上的并非全是真心话，写在笔下以及藏在纸背面或许是他内心里的想法。我甚至怀疑，还有许多是他没有写出来或是等待写出来的。在阅读张者作品时，也翻检对他的有关评论和研究，孟繁华、陈晓明、王干、张颐武、谢有顺、李洱等名家都有过专论，也有直接以他为题的硕士论文，有的在讨论新世纪知识分子形象、大学题材、新疆书写时也会论及他的贡献。 大学时代的张者就已开始文学创作之路，当时的他占天时地利之便，其作品多刊于本土刊物《红岩》杂志，且多与故乡(“河南”和“新疆”)有关，如《老家的风景》(《红岩》1994年第1期)，《老调》(《红岩》1994年第4期)，《苦泉水》(《红岩》1994年第6期)，《老灯》(《红岩》1995年第5期)，《沙漠边缘的林带》(《红岩》1996年第6期)等，1999年后才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2002年被媒体和评论家评为最具有潜质的青年作家。正是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桃李》，让他声名大振，知名度迅速提高。后又出版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或者张者》，文化散文集《文化自白书》以及长篇小说《零炮楼》《桃花》《老风口》《桃夭》等。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合集出版，装帧精美。这样，张者的小说写作就在大学和故乡(新疆和河南)两个精神空间里游动，形成大家熟知的三个小说题材大学、新疆、河南序列。《桃李》《桃花》《桃夭》以及由其分解出来的部分短篇小说，如《传呼》《同学会》《大二女生》《变化》《数字化时代爱情》《你用的什么口红》《跳舞》《悬空》《找不到话说》《毒药》《消灭》《唱歌》应算“大学系列”，《老风口》《远水》《山前该有一棵树》《苦泉水》《月亮花》和《冰达坂的那边》等小说可归于“新疆系列”，《零炮楼》《老家的风景》《老调》《赵家庄》则属于“老家系列”。三个序列取材各异，情感和语言上也不同。直面现实，他嬉皮笑脸，轻松俏皮，似乎没有一点正经和正形。怀旧恋乡又柔情似水，或如酒酷烈，藏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和悲壮。在张者两副面孔里并没有三头六臂，而有一个中心或者说一个心脏，那就是欲望时代的怀旧和解构。他的河南老家小说系列主要写人性的丰富和悲哀，新疆系列则写生存的困境与抗争，大学系列主要写欲望时代的尴尬选择，写人性的物化及悲哀。张者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他敏锐而深刻地表达着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点：社会的物质化和人的逐利性，对故乡的怀旧是对欲望时代的反抗，对民间文化和人性的回归与反思，对知识分子趋利避害的创造及反讽，都是他欲望哲学的组成内容，但最终都是一地鸡毛，是人性的悲哀和生存的无奈，是智者的反讽和醒者的悲悯。 一、历史怀旧：故乡的人、事、物 张者的故乡(河南和新疆)小说系列虽没有产生大学系列那样的轰动和重视，但它们确是张者小说创作的源头，是其精神情感之乡，伴随着张者小说创作的始终。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苦泉水》《老家的风景》《沙漠边缘的林带》《老调》《老灯》一路走来，到长篇小说《零炮楼》《老风口》《远水》，最近两三年，他还发表了《虚构的花朵》(《当代》2021年第2期)，《山前该有一棵树》(《收获》2021年第3期)和《赵家庄》(《长江文艺》2022年第10期)，这些是他个人也是近年最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它们都带有浓厚的怀旧气息，讲述着一段段酸苦而坚韧的人生岁月，有悲壮而哀伤的历史感怀和人性反思。忧伤和悲悯是其艺术风格，理性反思则是其思想追求。小说中广袤的大漠风情最撩人心魄，厚重的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最让人感喟，历史变迁不可逆，现实命运很无助，父亲和儿子、家族和个人、英雄与凡人、人与自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着情感的对抗与人性的和解，历史的乖张、人性的驳杂以及情感的无常，让张者的小说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深不可测。 张者开初走向文坛创作的小说《老调》《老灯》似乎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老调》中的说书艺人贾文考靠说书为生，娶上老婆。兵荒马乱，又因说书而获救。解放后，因说书而被批斗。说书内容被不断改写和包装，从民间到军队，从个人到政治，不断变换内容，迎合时势，但调子几乎不变，一句“哎哟——我的大嫂哟”穿插其间，表示惊奇、惊讶、惊喜。老调虽不变，个人命运却随风而动，不可控，也难以预测。并且，小说中的“老调”不仅仅是民间文化的代表，也是人之性事——生命的象征，象征着人的原始生命力和生存意志。小说《老灯》中的“老灯”也是一个隐喻，把女人的命运也寄托在于男人的性事上，若灯不灭即天长日久有光明，灯翻火熄，日子就阴暗无终期。女人张玉仙的命运就这样与老灯绑在一起。抗战时期，她因贾寨人的自私和冷酷被送给了日本皇军，因失去贞洁而被丈夫贾文龙抛弃，解放后，她一次又一次被批斗。这近似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命运，写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张者小说还多了人性的反思。当然，两篇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不同，丁玲小说的解放区背景使其更具文学史意义。 2005年8月，长篇小说《零炮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就有纪念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代语境，这显示了它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独特意味。小说没有从正面战场展开叙述，这也是张者不擅长的章法，既没有描写血肉横飞的战斗场景，也没有过多渲染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凶恶，而主要围绕修建“零炮楼”表达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特别展现了民间内部的争斗及其文化性格的复杂和矛盾。民族战争的爆发既激发了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争，也唤起了民间利益的争斗和纠缠。日本人要在贾寨或张寨修建炮楼，贾、张两寨人都不愿意将其修建在自己地盘上，于是，贾二爷将炮楼地点选在风水中的死穴上，小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民间文化渗透进了利益之争，表达了某种神秘情感和愿望，虽然结局并不如其所愿，却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小说中的玉仙因丈夫在外地而被贾寨人送给日军龟田做夫人，她为了救助村里人不得不前往，日军被消灭后，贾寨人瞧不起她，另眼相看，女人成了牺牲品，又是一个“老灯”故事。张者的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前常常被分成短篇发表，《桃李》《桃花》《桃夭》都被拆成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在刊物刊发过，这就形成了张者小说的互文现象，短篇和长篇是零件和整体，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他作家也存在这种现象，只是张者比较明显和常见。张者花了五年时间写作的长篇小说《老风口》，2009年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二名，2010年获《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艺奖，2011年入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雷达评论它，“历史意味丰厚，思想意蕴深切”，“色调悲壮慷慨”，“展示了历史的多种叙述及其可能性，堪称一次历史记忆的文学的双重想象”。李敬泽认为，它表现了国之大事——祭祀和征伐，“涉及到了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中的一些至关重要、极为宽阔的东西”②。它主要书写1949年后共和国刚刚成立，十万大军开进新疆，成为新疆兵团人的历史。小说借助马指导员的讲述和“我”的倾听与补叙，以“口述实录”和叙述者共同完成对新疆兵团的扎根、断根、无根、拔根和寻根的历史叙述，建构了历史的多重意蕴，弥补了一段历史空白，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用文学撑起了新疆兵团的一片蓝天，遥远、苍凉、悲怆而雄壮，实现了张者对自己另一故乡——新疆的精神回归。《老风口》呈现了张者文学“正方体”形态，不重复自己，常“让别人眼前一亮”。新疆题材已化在了他的骨子里，“随时可以信笔由来”③。沿着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的写作思路，张者还写作了《老风口》的姊妹篇《远水》。1960年代，迫于生计的黄世云从河南来到新疆，与来自四川的李幺妹结婚生下4个儿子。老大黄建疆，天生有残疾，做事冲动，天不怕地不怕，想主宰自己的命运，逃出父辈地盘到远方。他生性顽劣，偷袭校长、赌摸野驴，打群架，偷西瓜，因打人而入狱，因越狱失败而自我反思，发生蜕变，奋力自救。出狱后娶妻生子，开始老老实实地生活，对父母和秩序以及脚下的土地，从反抗到认同，由此获得了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平静，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不在空间的远方，而是时间的远方，还产生了悔恨，“小时候为啥那么不懂事？为啥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看”。黄建疆的弟弟黄建新走出了新疆，他的女儿黄放水也离开新疆到了北京，自己改名雪水。新疆兵团有了不同代际的差异，历史的意义被不断改写，一直不愿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黄建疆演绎着人生的悲壮，也不无喜剧性。
